据《新华网》2019-11-02日报道，《习近平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在贺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甲骨文研究意义重大，据资料记载，【舞阳贾湖地区真是我们的宝地，它还捧出了契刻文字，正是殷商甲骨文的前身，将中国文明史上推至距今7000至8000年（也有说9000年），真是功德无量。】由此看出，中共对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极为重视，并鼓励我国考古学界深入挖掘其“根脉”，力争运用我们自己的史料诠释我们自己的文明，从而延伸到人类文明发展史，因其中贯穿着“由个别到一般”的内在联系，也贯穿着中华文明与马恩人类进化论的内在联系。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中华文明5000年”之说将上推至7000至8000年甚至9000年，这对于颠覆西方对我们中华文明的指手画脚意向明显，也能反映出我国领导人的雄心大略。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华文明是与人类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它属于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含义很广（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且包含着其根文化、信仰或意识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文明的代表“黄河文明”曾统合并同化了许多不同文明与文化，而在目前所经历的世界大变局之中，它又该怎样激浊扬清，本文继续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中西方“文明”概念的比对

引言中提到，习近平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研究极为重视，因为它们是一体的。而要想研究“一般”，就要先研究好“个别”，所以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我们中国，而是与人类的整部文明发展史联系在一起。

然而对于“文明”概念则存在着中西方理解与阐释的不同，其对于人类整部文明发展史的研究形成了障碍，它首先需要激浊扬清，为世界文明的同化扫清一些障碍，在此我们就对这一问题再进行一下比较，先看一下中华文明所形成的历史史实。

（一）、回顾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史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世界文明大变局的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回顾一下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会对其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1、“黄河文明”资料介绍。黄河文明属于中华文明的代表，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对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请看资料介绍：

【黄河文明（百度百科）：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两千年之久。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以今天的河南省为核心，大中原地区文化即中原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

在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文明，如在长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江汉文明、太湖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在东北有燕山地区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

各个地区性文明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学术界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是到后来有的文明中断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黄河文明恰如中流砥柱，朝气蓬勃，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

（后来）在（黄河文明核心区）河洛文化周围出现了巴蜀、吴越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等，通过交流、吸纳、融合，给河洛文化注入了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显得更加活跃。】

2、我国史学反映出现代汉语的西化现象。通过以上资料介绍基本能够反映出，在我国的实际运用中，“文明”属于大概念，具有着某种原始性，而“文化”则属于从属概念，具有着某种文明演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这说明我国史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还是清楚的，但它却与我们网络词条和词典中那种【文明“同文化”】释义存在着区别。

由此说明，我国那些史学老专家们毕竟还有些中华文化老底子，对“文明与文化”概念在运用中能够掌握其一定的区别，但在现代汉语中，我们的词典和网络词条却存在着严重的西化现象，致使这两个概念的阐释与运用存在着混乱。非但如此，我们的词典中还将“文明”定义为“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有文化的状态”（这事实上就是按照西方的英语释义翻译过来的），将“文化”作为“文明”的基础，出现了本末倒置，这就更加西化得离谱了，其在中华文化的普及中“误人子弟”效应会更加严重。这一现象很能说明我国现代文化的西化倾向，其很值得学界引起警觉。

3、研究中华文明需要与马恩人类进化论相统一。正如资料介绍所言，黄河文明曾“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这说明，我国境内原来曾存在着多种“文明”与“文化”，黄河文明是在诸多“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互鉴并同化中逐步形成而统一的，其本身就属于集多种“文明与文化”于一身的一种文明。再加之后来的一些外族文化入侵并对它们的同化，说明黄河文明具有着超强的同化力。

以上对于中华文明（黄河文明）的追究都是有据可查的史料，比如甲骨文研究，它证实我国发明文字早于西方，按照西方对“文明”的定义，说明我们的中华文明更加历史悠久，灿烂辉煌。但人类的整部历史并不都是可见的，比如人类诞生之初的历史就很难留下可供查考的史料（有些洞穴考古发现也只是片段），其如同给一个中年人照相也难以照出其幼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一样，所以，以上这种考究只能作为验证人类文明演化的一段段“影像”或显像资料，其属于一种文明演化的证据，并不应该属于文明的结论。而对于人类文明的起源，恩格斯早已给出了结论，那就是人类起源于劳动，并且这一结论确凿无疑，不容置辩。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以恩格斯的人类起源论为准。

根据恩格斯的人类起源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我们的中华系统论基本结构和思维，由此便形成了人类进化论，只有它才能够将以上的各种片段串联起来并统一为一个整体。由此说明，人类的整部历史属于劳动的历史，属于其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社会）的一部历史，由此而形成了人类文明不断进化的历史主线，从而为历史学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西方传教士所写《中国上古史》值得追究

对于西方所定义的一些概念，比如“宇宙”、“世界”、“文明”、“文化”、“哲学”、“理论”等，前文曾对此进行过辨析，它属于照相机镜头式的理论和思维，而深究这一问题，这些概念都与其宗教神学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

1、西方的思维定式。正如前文一步步探究中所证实的那样，我们中华思维属于顺序运动思维（0→历史→现在），而西方则习惯于逆序运动思维（由现在→历史），同时这两种思维也都存在着另一种共同的规律，即都是“由上而下”，如西方的“上帝”在上，而世界在下；其“哲学”在上，而物质科学在下，由此就为中西方思维的甄别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资料，并可以对它们进行更系统性概括：1）中华思维：先由前而后，再由上而下，2）西方思维：先由上而下，再由后而前（逆序思维）。

这一概括也为自己长期以来的一种疑惑给予了释解（曾征求过一些宗教学者的意见，但没能答复），即为什么中国的神佛居于宇宙之内（如“天爷爷地奶奶”），而西方的上帝则居于宇宙之先和宇宙之上。根据“前后上下”的思维顺序不同，这一疑惑就大白于天下了，比如西方，它是“先上下再后前”（注：其“后前”并非笔误，而是代表其逆序思维），“上下”才属于它们思维最为基础的内核，这成为了它们的一种思维定式。其事物的“前后”运动发展可以“否定之否定”，但其“上下”关系却始终不能“否定之否定”（这种顽固性在其宗教神学和哲学思维中都难以克服），所以其思维始终难以摆脱其“上帝”的纠缠，其哲学与现实世界的“上下”关系也难以改变并始终以“皮影戏”形式出现，这就进一步找到原因了。通过这一追究与概括，西方思维的确很热闹！

西方这一思维定式，除反映在以上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与阐释中外，其在对我们“中华文明”的指手画脚中也体现了出来，即先由宗教传教士画个“可见的”圈，然后其哲学与科学就在这个“可见”圈中予以“思维与存在”，请看以下事例。

2、“中华文明5000年”之说的考证。现在，我国学界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中华文明5000年”，并且以此展开探讨与论述，自己在没有查证之前也曾这样认为，曾感觉5000年就够久远了，并且还一直延续不断而属于世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这就很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了。然而偶然发现，这一概念居然出自西方传教士之口，属于西方视角和思维的产物，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对味，于是便顺手查考了一下。

据资料介绍，我们的【中华5000年历史既不是考古学家研究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自己吹的，而是西方来中国的传教士最早提出来的。…曾经意大利人卫匡国（1614-1661）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上古史》，这是第一次向欧洲人介绍中国。他从上古时期写到了西汉哀帝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元年。这一本书还将伏羲时代的起始年定为公元前2952年，而他的这一看法，基本就被后来的写史传教士们采纳了。从而奠定了中国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框架。”

然而，“（文明）这个词它是来自西方的拉丁语，定义文明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城市，以及文字和国家制度，只有满足这几样才能叫做文明。】

西方传教士定义“文明”的先决条件：“要有城市，以及文字和国家制度”，这实质上就是西方定义“文明”的依据，我国学界也接受了这种定义，其对我们中国和人类史学的研究形成了重要影响。

但按照西方定义的“文明”，根据引言中出土的史料，我们的中华文明远不止“5000年”，而是更加久远，并且其误差竟然达数千年之久，西方传教士所给出的结论显然不对。同时，以“城市、文字与国家”作为定义“文明”的依据，也反映着西方那种形而上学的静止思维，其并不符合我们中华文明不断充实完善并不断延续发展的历史真实，否则会“文明”越古老就越不“文明”。

对于西方的这种定义，需要进行一分为二分析，其有关“城市、文字和国家”在人类文明进化中的历史作用，我们并不对其予以彻底否定，其中也有两点可以接受：

（1）、其属于人类文明进化中的重要阶段。“城市、文字和国家”是在多种文明融合基础上产生的，其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人类文明的进化由此而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这毋庸置疑，而从这时起，人类文明的发展便开始加速，由此而逐步产生了后来的许多现代化成就。由此说明，人类社会是在从无序化向着有序化发展，其统一性和组织性越来越强，它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相一致，但对目前西方所力行的那种“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却由历史发展规律给予了否定。

（2）、文字在文明的记载与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也毋庸置疑，可以接受，它在记录、积累并传播人类认知并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知识等方面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近现代发展的加速与文字传承历史知识和教育的普及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西方对人类文明的定义，虽然表面存在着某种合理性，但其却经不住深入追究。

3、西方所定义的“文明”经不住历史的考问。如果按照西方“城市、文字和国家”这一“文明”的定义予以理解，那么，它显然经不住以下考问：

（1）、难道“城市、文字与国家”是凭空产生的？很显然，像西方这样定义“文明”就将其文明之根给斩杀了，所定义出来的“文明”无非是一种大号的断代史，它无根无脉，并不能涵盖人类整部文明史，其显然属于人为规定的一种标准，带有无法掩饰的“唯心论”色彩。

（2）、难道原始社会就没有“文明”？也很显然，“城市、文字与国家”是经过人类长期对自然和人类的认知与改造基础上而逐步产生并形成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文明之根”应该追溯到人类诞生之初，需要由马恩人类进化论的基本矛盾运动重新给出释义，这一点毫无疑问。比如原始社会中人们在“采集与狩猎”活动中对自然的一些认知与改造，以及其口耳相传的一些经验交流，虽然其没有文字记载，但那也应该属于一种文明。虽然当时由于缺少文字记载难以对历史予以汇集编纂（由此人类在原始社会进化很慢），但在口耳相传中也能优胜劣汰，其一些进步性的劳动和生活技巧与经验也能代代承袭相传，比如用火、熟食和穿衣等，就不能将其排除在“文明”概念之外。

所以，“城市、文字与国家”的出现虽然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但其内涵仍需要更深一步的追究，否则既不符合马恩唯物论“本原”的要求，也达不到我们中华“本根论”标准。

二、“文明与文化”概念辨析

对于“文明与文化”这两大概念，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对此都解释不清，许多学者似乎对此都不予重视，但其却深刻反映着中西方理论和思维的鲜明特色。

（一）、太极图对“文明与文化”给出了明确的释义

前文曾着重强调，“文明与文化”的核心属于理论，而对中华理论阐释得最为明确，并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表达方式莫过于太极图，现在就让我们根据太极图追究一下中华语境中对“文明与文化”概念的阐释。

1、“文明”属于定性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这属于现代科学概念，其源出于化学，但将其运用于“文明与文化”概念的辨析也很能说明问题。

对于中国的太极原理，目前学界对其的解读非常混乱，但将其作为我们中华理论予以解读的却非常罕见，而如果解读不出其所蕴含的理论，那就有些贻笑大方了。

其实，太极图对中华系统论解释得非常清楚，它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便是其理论的基本结构，其内层为“阴阳”，阐释着系统论的基本矛盾，属于现代语言中宇宙构成要素的“定性分析”，也属于“文明”，而其外层的“五行八卦”，则阐释着系统论（现象学）的特殊矛盾，属于现代语言的“定量分析”，也属于“文化”。纵观古今中外，没有比太极图对“文明与文化”概念更为清楚的表达方式了。

结合现实，由于文明首先在于对宇宙自然的认知，所以我们的中华文明便属于“太极或阴阳文明”，而西方一直认为是由上帝创世，所以其文明就属于“宗教文明”，这两大鲜活的实例最能够说明“文明属于定性分析”，也从根本上对西方给出的定义给予了否定。

2、“文化”属于定量分析。前文曾强调，“文明”属于人类认知并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历史的纵向运动，而“文化”则属于文明的社会化，其属于文明在历史运动横截面上的一种展现，并且其内容非常广泛而驳杂，它包括人类劳动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除可以给予“人性（劳动）”的定性分析外，它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数据说话的，比如我国的减贫和全面小康社会、教育的普及和医疗卫生等，都是可以通过数据予以表达的。但也实事求是地讲，虽然文化属于文明的定量分析，但真要方方面面都给出一些定量分析数据也是困难的，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文明”属于定性分析，不可以运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对其予以探究，而“文化”则可以通过定量分析予以探讨，所以它们两者是互相交织的，比如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文明已发展到以“人性（劳动）”意识形态为主的历史阶段，但这种“文明”目前已具体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需要进行定量分析了。

目前“文明与文化”话语权掌握在西学手中，因对其的定义是由人家说了算的，而我们要想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就需要在这些基本概念上要有自己的定义，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等，需要先进行定性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定量分析，仅仅停留在西方那种“政治经济学”中兜圈子，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搅在一起，在理论上就很难走出困境。

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程度仍有待提高，但它是承继我国文明史发展而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我们的传统文明是怎样继承并发扬的，马克思主义怎样与其结合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就很需要我们的科学与史学工作者先通过定性分析将其解释清楚，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定量分析就容易说明问题了。

而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定性分析就非常清楚了，它仍然停留于以宗教文明为基础并人性与动物性不分的“丛林法则”阶段，不管其如何将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标榜为“普世价值观”，那也属于“丛林法则”的产物，其在社会发展阶段中已经界定了它们的社会性质。但从其定量分析角度看，其“民主自由人权”也的确较其中世纪那种宗教的黑暗统治文明了一些，其存在着一些量的变化，有它自己的进步性。然而综合来讲，在世界文明史上，其较我们的中华文明，它仍属于一种落伍的文明。

太极图对于“文明与文化”的阐释，还不止于此，它还存在着数学与经纬学原理。

（二）、“文明与文化”的数学原理

就数学来讲，对二进制的认知与运用曾使人类进入了计算机时代。然而，二进制不但是数学的基础，它也属于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基础，因为它反映着大自然和人类性质构成的两大基本要素。

中国的“阴阳”，其实质就是对宇宙事物一种基本性质的确定，也是数学二进制的先祖，后来的10进制、16进制和24进制等都是在其基础上量化并发展而来。根据考察，宇宙一诞生首先就是由大爆炸能量分化产生了正能与负能（即暗物质与暗能量），由0直接产生了宇宙中性质不同的两种能量，它在数学上就属于二进制，以其为基础才产生了后续一系列的演化，从而产生了数学上的多进制及其运算（这种多进制可以人为规定，自己读中学时就曾用16两称卖过菜，其与10进制换算起来很麻烦）。

人类的文明进步也是沿二进制法则而演进，比如人类文明的诞生就是由普通动物的野蛮状态中分化产生的，由此，“文明与野蛮”便构成了一对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运动，目前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由于其人性与动物性不分，其实质上仍处于“野蛮”状态之中，其只不过较原始社会那种野蛮出现了一些量的变化，但性质没变（由此可折射出人文科学在人类文明进化中的重大历史作用）。

在前文《太极图的现代化解析》中曾有两个图示，图1中的“阴气（暗能量）与阳气（暗物质）”就属于宇宙的“二进制”，它属于宇宙基本的构成要素，其后续演进中所产生的物质及其运动，那属于“二进制”基础上的“数学运算”，其形式多样，变化多端。而图2中的“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于自然界）”就属于人类社会的“二进制”，也反映着“文明与野蛮”属性，它属于人类社会基本的构成要素，由其运动所演化产生的各种社会运动现象，那也属于“二进制”基础上的“数学运算”，其也形式多样，变化多端。

所以，我国的文明一直被称为“太极文明”或“阴阳文明”，它事实上属于文明的“二进制”，而其“五行八卦”文化，那也属于“二进制”基础上的“数学运算”，其也形式多样，变化多端。

前文曾说过，由0予以探源（由0直接衍生出阴阳或正负能）可以“万法归一”，而通过这一分析也能说明，目前科学界（含哲学）在大爆炸理论中所假定的那个“原生原子”，就是将宇宙的本质首先定性为物质，并深受其所困，事实上已经在研究的上方预先设置了一个以“粒与子”存在为基础的“上帝”，从而将自己导入了无解的迷团之中。而如果再向前跨出一步，运用0破除这一迷信解释这一问题，一下就能豁然开朗，从而从那位物质“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而目前许多学者对于中华文明与文化的探讨，就属于二进制与多进制不分，稀里糊涂一锅粥乱炖，怎么也说不清楚。

（三）、“文明与文化”的经纬学原理

在我们中华文化语境中，“经纬”概念异常清晰，但西学由于“上帝”和“哲学思维”在上方作祟，它们则没有这种讲究，其整个文明与文化由于其思维是“先上下”，它们都是将“经纬”混在一起予以运用的，所以其思维也就经纬不分，致使其一些概念也就出现了混乱。而随着西学东渐，我国近现代也深受影响，其首先就在“文明与文化”概念问题上表现了出来。

无论在百度词条还是《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注明【文明“同文化”】，出现了“文明与文化”概念混淆的现象，其被西学思维同化并“经纬”不分的迹象非常明显，由此而出现了我们的中华文明与文化将要被埋没并被中断的一种危机。

按照通俗的解释，“经纬”概念结合《易经》等运动之理，它明显属于我国传统的“纵横运动”思维，其暗含着“基本矛盾+特殊矛盾”系统论思维的基本结构，这毫无疑问。

这个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每个老百姓都能明白，如果只有纬线而没有经线，那是绝对不可能织出布来的，但您说奇怪不奇怪，人家西方“文明与文化”就能只用纬线“织布”，而近现代我国许多学者也为了混“洋装”赶时髦，一直在运用西方那种“纬线”思维方式在为我们的中华文明忙活着“织布”，并且洋洋洒洒，织出来一团团乱麻，但追究起来却原来都缺根少脉，不堪一击。

所以，我们的中华文明，它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明，有些系统论的根概念，需要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人类进化论给出新的释义，这属于我国学术理论界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其与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直接相关。

三、中西方文明的异同与同化问题

文明的同化，其核心属于理论的同化，然而，我国学术理论界近现代却鲜见有我们本土理论的研究。前文已对此进行过探讨，不予重复，在此我们就上面“黄河文明”形成的历史史实再进行一下基本的分析。

（一）、文明交流中的“堵与疏”

我们的中华文明如同黄河、长江、澜沧江一样，上溯到其源头，它们都发源于“三江源”。在其形成河流的过程中，它汇集了许多支流，最终汹涌澎湃，浩浩荡荡流向大海。而在历史的流淌中，我们的中华文明又遇到了西方文明这条支流，它也同样会汇入我们的“黄河文明”之中，最终会更为波澜翻滚，形成更为壮阔的洪流。

大家都熟悉大禹治水的典故，他吸取了其父鲧“堵截”失败的教训，采用“疏导”的方式方法取得了成功，这对于现在一味地反对西学那种做法也会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

纵观中西方对待彼此文明和理论在相融相通中的一系列举措，可反映出其“疏导与堵截”不同的指导思想与理念。1）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它就一直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从其诞生一开始就将其视为“幽灵”和“洪水猛兽”，对其采取了“堵截”的方法。而在眼下西方对我们的中华文明也采取“堵截”的方法，并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企图阻止我国的发展。这种做法的结局很明确，当年国民党就曾将“防共限共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等作为其基本国策，但最终都归于失败。2）而反观中共的一系列举措，对于不同信仰的文明和理论则是采取了大禹治水“疏导”的方法（曾“国共合作”），它不但因势利导打巧仗突破了国民党一次次的围追堵截，而且还在与其的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并最终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同样，中共也领导我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顺势而为，建成了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并且一步步强盛了起来，其政治体制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回味中共领导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其中一直都充满着中华智慧，令人回味无穷。在对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中，有些学者厚古薄今，但仔细思考，我国的历史越是近现代才越是丰富多彩，越是耐人寻味。

根据以上对比，西方指导思想和理念难以在中西方文明相融相通中担当大任，其既不具备那样的胸怀和气魄，也不具备那样的能力，更不具备那样的格局与境界，这一历史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中华文明与文化的肩上。

（二）、只有中华系统论才能统一中西方文明与文化

通过上面“黄河文明”形成的史实与网络词条和词典的释义比较能够看出，我国现在学术理论界的“文明与文化”概念是混乱的，反映着我国学界近现代受西学影响的印记。但同时也说明，文明中包含着文化，而文化中也包含着文明，它们本来就属于由经线与纬线纵横交织在一起的，其“本质与现象”，“标本”或“表里关系”明确，毋庸置疑。

对于现在“文明与文化”概念混乱的问题，如果那些西化派学者对此存有疑问或不服气，那么按照西方“经纬”或纵横关系不分的理论和思维习惯，就让其只用“纬线”进行纺织，看其是否能够织出布帛？这种不合常理的理论和思维让老百姓运用常识一下就能检验出来，一下就能使其穿帮并漏气，更难以经受住我党所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予以检验！

在我国语境中，其实“文明与文化”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是存在着区别的，比如我们都一直在说“中华文明5000年”，但如果说“中华文化5000年”就觉得不对味了，能感觉出其存在着某种语病，这说明，“文明”是个大概念，而“文化”则属于从属概念，它们存在着含义上的区别。如果将中华系统论基本结构提炼出来，“文明”很显然是用于阐释基本矛盾的纵向运动，而“文化”则阐释文明的横向运动，其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明显。

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科学系统论（即哲学社会科学或马恩人类进化论），其将“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动物性”、“劳动与寄生”等概念都理顺了，它们都属于基本矛盾或基础理论范畴，也都从根本上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关系的双相运动，并且都一脉相承，统一于马恩的人类进化论，对其都给出了非常确切的定义，而且这种定义非常扎实可靠，无懈可击。

在此再追问一句，“文明与野蛮”能够构成对立统一，那么“文化”与谁构成对立统一？恐怕难以给出答案，其一个“化”字事实上已经给出了其文明社会化的基本含义。所以，文化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文明，在于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与改造。

（三）、文明同化决定着文化的同化

通过上面的探讨说明，我国目前“文明与文化”概念有些混用，它们在词典释义中和学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分，其与事实不符。而通过考古发现说明，所出土的一些史料明显属于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个横截面，其事实上属于各种各样的“文化”截面，由它们共同构成了呈纵向运动发展的“文明”，这样在历史的纵横运动中就使它们各安其位并各得其所了。

1、文明为主干，文化为枝叶。黄河文明“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并形成大规模传播和影响，其根本的层面在于其能够在掌握基本矛盾运动基础上对各种文明的融会贯通，而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它既充实完善并改造了自己，也改造了其它文明，只要统一了文明，文化方面自然会逐步趋同。

按照现代说法，文明的融合主要在于基本矛盾或基础理论方面，它属于文明同化的主干，而文化则属于其枝叶。所以，对于中西方文明的相融相通，仅在文化方面那种“戳戳顶点”式的探讨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其关键在于文明和基础理论。

正如上面所言，目前我党在对待各种文明的相融相通问题上，所采取的就属于大禹治水那种“疏导”的策略，并且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理念在逐步推进（而不像西方那样采取“堵截”的方法），这本身就体现着我们的中华文明与文化，正如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一样，它无疑属于一条正确的成功之路。同时，它也属于一种中医疗法，现在正在逐步“扶正祛邪”之中，但由于“邪气”侵入“文明”机体已久，其需要一个循序渐进逐步调理的过程。

2、不同思维属于文明同化的难点。前文已梳理出，中华文明属于“太极或阴阳文明”，而西方则属于“宗教文明”，这两大文明从理论上讲并不难统一，但事实上却由于其牵涉甚广，其统一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尤其是思维问题，如果头脑中被种下了西方那种“先上下再后前”思维之根，便很难予以矫正，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就很难摆脱西方“哲学思维”那种痼疾。

世界各种文明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在于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只要统一了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就等于统合了各种文明，其反映特殊矛盾的文化自然会迎刃而解并统一认识，由此而逐步趋同。

但正如前文中曾列举过的那样，中华思维属于顺序运动思维，而西方思维则属于逆序运动思维，这从其文化习惯中“先小后大”的语序就能反映出来，1）其通信地址就是“先小后大”予以排序，其语法也是由近及远，先个别后一般，2）人名排序也是先自己后祖先（日本现在要回归“先姓后名”排序就是在纠正这一错误思维），这都从根子上反映出其与我们的中华思维顺序存在着根本性矛盾。所以，中西方“文明与文化”的相融相通，必然属于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绝不会一蹴而就。

其是否会出现文化或文字的同化？恐怕这种同化更加任重而道远，决不会一帆风顺，但可以肯定的是，顺序思维的文化由于其符合自然规律，肯定会越来越受到人类的青睐。然而就目前来讲，只能逐步降低中西方文化相互之间的抵触情绪，通过这种方式来逐步实现其文明与文化的相融相通，否则会产生激烈冲突而欲速则不达。这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它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由此，在中西方文明与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应与党中央的策略保持一致，不求改造他人，只求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目前唯一明智而正确的选择。

（四）、中华文明复兴的海外反应

从理论上来讲，中华文明属于太极原理或中华系统论，其事实上就属于世界科学界一直在苦苦求索的“大统一理论”，西方的宗教文明和哲学理论与其不可同日而语。它的复兴，不但可以颠覆“西方中心论”，而且能够统合并同化各种文明与文化，从而开启世界科学新一轮大革命和人类文明的新一轮进化。由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华文明复兴产生了某种恐惧（因会颠覆其文明），而海外华人则对其产生了某种期待。

1、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华文明复兴的反应。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就在几个月之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曾窜访香港和台湾鼓噪“信仰战争”，其国会也在酝酿要与我国展开“文明的较量”，但后来都没有下文了。而近来则换话题了，其国务卿蓬佩奥着急忙慌地到处跑，到处聒噪要抵制中国的5G，并“称中国共产党敌视美国和美式价值观，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挑战”，将话题从“文明的较量”转换成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了。其这一转变很有些嚼头，这说明他们有些着慌了，越来越有些稳不住神，沉不住气了（中华文明还没说要同化它，就把他们给急成这样了）。

人类文明的进化并不仅仅属于“物质文明”的发达，它需要“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而在这两大文明的发展中，它们互为依托，并相互促进，但如果一方的发展滞后，它必然会拖累另一方的发展，并对其形成严重的制约。比如西方，其“物质文明”虽然已经很发达，但其“丛林法则”的“精神文明”和人文科学则出现了严重的滞后，严重制约着其文明整体的发展进步，其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它们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美国如此，欧洲如此，目前的香港和台湾也是如此，其整个社会充满着动物性而内乱不止，与我们的政治文明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所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存在着某种恐惧感，其原因除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外，尤其在于“精神文明”和人文科学方面（因目前西方仍具有“物质文明”优势），其会颠覆西方那种“丛林法则”文明。

2、海外华人对中华文明复兴的反应与期待。伴随着中华崛起，中华文明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也正在一步步强化了起来，海外华人也对我们中华崛起越来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尤其对中华文明复兴怀有更多的期待。

2019-11-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又登载了一篇文章：《郑永年：“政治想象力”与中国前途》，结合前文所提到的新加坡回归中华文化的转折，关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除我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外，海外华人更看重中华文明的复兴，而这种期待并非我们知识分子之间那种西方“哲学和文化”或“二手马克思主义”的“繁荣兴盛”（那对他们没有那么大吸引力，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西方），而是中华根文化的复兴。所以，中华根文化或系统论才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此，因“当局者迷”，对于文化和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国内学者未必有海外华人学者看得清楚，现摘录其中几段话如下供大家参考：

【这些其他大国的崛起是不言而喻的，但很难说这些政治大国具有法国启蒙运动所具有的“政治想象力”。现实的情况是，当西方面临巨大的困境时，这些其他政治大国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对自己的“哲学和文化”毫不自信，仍然以西方文化为旗帜，幻想着自己能够摇身一变，成为西方。结果，这些政治大国面临着“知行不一”的困境，即这些国家的崛起是基于其自己的“哲学和文化”，但其民众的“政治想象力”仍然是西方的。“知行不一”无疑是这些政治大国所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之一。】（虽然其说法有些过激，但通过一分为二分析，也能说明我国学术理论界一些基本的事实，值得思考）

【许（倬云）教授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士”）已经大相径庭。五四以后，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占据主流，并且越来越左，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

【近代以来，因为全盘西化不仅很难在中国获得成功，而且经常造成不小的灾难。但西化派基本上没有反思能力，因为他们往往把他们所接受的西方世俗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东西来信仰；并且，他们也简单地把责任推给执政者或者老百姓。这就造成了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深刻矛盾。】

很显然，由于我国学术理论界缺失自己的本土理论，其思维事实上已经被西方哲学所同化了，这种现象非常明显。试看目前我国的学术理论界，大量网文所运用的基本都属于西方理论与思维，即便有些学者在维护中华文明，也基本是有心无力，因一直都没能搞清楚我们的中华系统论和思维究竟是什么，我们的本土理论基本处于一种空白状态。不管愿意承认与否，人家西方哲学理论和思维在我国学术理论界那是如入无人之境，难遇抵抗，我们的许多学者甚至还拱手相迎，顶礼膜拜。

对此，中共已明确布置了“从0到1基础研究”课题，也多次在强调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但让人费解的是，我们的学术理论界却一直都在“装睡”，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说宇宙的性质还有待于科学界最终确认，那么人类的性质或人类观早已由恩格斯所确定，为什么都不敢予以认可？如果人类的基本属性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社会科学？如果确立了人类观，社会科学中还存在什么“哲学”吗？为什么一直都对中国的经纬学视而不见？为什么一直都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避而不谈？为什么一直都在“装睡”而唤不醒？难道其仅仅属于认识问题？恐怕未必，其种种文过饰非、百般狡辩或粉饰，除思维被转了基因外，也许与自己的某种切身利益有关。

目前，有些专家学者仍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发文为自己一直所从事的“哲学研究”进行粉饰与辩护，但孰是孰非，历史会给出答案。其实历史早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苏东剧变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最为确切的证据。

（五）、中外都存在“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前文曾说过，如果“读不懂中华本土理论，便读不懂马列”，因为它们在原理上存在着统一性，所以，在目前的学术理论界，我们的本土理论研究事实上属于一块非常明显的短板。如果有人对此说法存有异议，那就不妨追问一句，“我们的本土理论究竟是什么？”看他们能否说得出来？

我们党一直都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但通过梳理与考察得知，不但西方哲学理论存在着这一问题（始终难以“唯物”），我们传统国学也一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始终与人类改造自然运动的实际难以统一）。

1、崇古和“本本主义”遗风疏于对理论的研究。在我国学界，由于缺失对我们本土理论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学风：1）全盘西化之风，主张全盘接受西方哲学理论与思维，2）厚古薄今之风，这与我国古代注重“圣贤文化”教育有关（介于迷信与世俗之间的一种现象），也与学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展缓慢，并难以将其融入我国理论体系之中有关。

恐怕大家都注意到了，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学界许多人都偏爱照抄照搬，不愿独立思考，“之乎者也”和“本本主义”之风一直都难以杜绝，其一直属于我国理论研究中一种难以治愈的通病，现实明明是“这样”，但却往往会被它们给解释成“那样”，始终与我们的社会实践对不上号，始终难以通行在统一的轨道上。

我们的本土理论，它复杂吗？并不复杂，并且在太极图中其首先就将其区分为内外两层，中华系统论基本结构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但许多学者对此却视而不见，鲜见有人研究，而对西方的“哲学思维”倒是浩浩荡荡，趋之若鹜，这也属于我国学界的一大景观。

再说通过太极思维所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系统论，也将儒学与马恩人类进化论的“人性”统合在了一起，非常明确，但我国一些学者却仍然难以割舍“阶级斗争”思维，其顽固性也非常罕见。

由于崇古，并流行吟经诵典，人们便疏于对理论的研究，由此也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展缓慢。这曾在我国刮起了一股崇古非今之风，自己在网络中就曾遇到过，并与其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也夹杂着打闹），有些学者就欲想通过宣扬儒学和佛学等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但自己并不主张将这种现象政治化，因为这些学者本质上还是爱国的，并且都很有些国学功底，只不过属于认识问题而已。

的确如此，我国古代文人许多都是靠“之乎者也”讨生活，鲜有建树，这在过去并非属于个别现象，鲁迅就曾塑造了一个“孔乙己”形象在嘲笑这种遗风（其实现代也一样）。

我国的古代文化虽然很优秀，但它也存在着相应的糟粕，需要根据毛泽东的“去芜存菁”原则予以甄别，但如果对其不加以一分为二分析，一味地崇古，那就会对其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比如对《易经》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道学》的“道法自然”及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如果只是一味地念经，不结合近现代科学对其予以解读（有些学者缺少近现代科学基础知识），并将其形成现代理论，就难以将其时代化或现代化，会严重阻碍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甚至会导致其窒息而亡。

由于缺失本土理论研究，导致西方哲学理论与思维长驱直入，毫无阻挡，直接占领了我国的理论与思维阵地，并且还出现了另一种“矫枉过正”现象。比如我国的一些出版物，基本都是由一些西学者所把持，除西学观点外我们的本土理论研究很难发表。再比如网络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对中华理论和思维的探讨，但也会经常被“屏蔽”或被任意设置的“敏感词”所拦截而发不出来，这都严重阻碍着我们本土理论的研究与深入。

2、“文言文”曾阻碍着中华文化的大众化。在前文《自我革命中的本土理论体系》中，曾首先探讨了“中西方近现代思想解放的缘由”，主要侧重于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但实质上，我国古代读书人长期所形成的“文言文”也严重制约着科学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着两面性，它既具有世俗理论进步性的一面，但其“文言文”的体现形式则又将自己封闭于读书人的小圈子之中，难以进行社会化普及。由于文化没能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不但拖了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后腿，也严重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进步。

由于文化和理论缺乏广大劳动人民的广泛参与，只在士族或读书人之间流行“文言文”而“之乎者也”，致使其内容便难以丰富和发展，它在近现代的西学东渐中便立即陷入了被动之中，首先就是一些概念的缺失或不够用，难以反映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科学知识，这些空白或模糊空间很容易被一些西方概念所填补，由此而难以避免我国文化的西化现象。

3、运用西方思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难有出路。长期以来，哲学研究在我国蔚然成风，并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大行其道，但那实质上都属于“二手马克思主义”，并非属于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因马恩早已将西方哲学定性为“多余的东西”，并数度宣布了“哲学终结论”。

哲学属于西方理论和思维，带有严重的唯心论色彩，其并非属于马克思主义，更不属于我们的中华理论与思维，它与我们国学存在着根本性矛盾。所以，运用西方思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难有出路。试看有些学者，越是运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越加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也与马克思主义原理愈行愈远，这已经由事实所充分证实，唯有运用我们的中华系统论思维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深邃原理挖掘并反映出来。

4、本土理论研究的缺失拖了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后腿。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其发展之快令人惊异，这既要感谢马克思主义指引方向，也要感谢前苏联革命的启发，更要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它引领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举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使中国历史实现了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历史的跳跃式发展，它也应该带动学术理论的跳跃式发展，但我们的本土理论研究却并非如此。历史跳跃的跨度之大，社会的变化之快，也使得我国学术理论界处于某种手忙脚乱之中难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引领、“新文化运动”等的思想大解放、我党的政治指导和进步要求以及社会波澜壮阔的运动发展等，对于这些新的内容，由于我国的传统理论是由古代文明传承而来，又由于崇古和“圣贤”教育忽视了对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它一时难以消化吸收，所以对于所出现的一些先进思想等也一时难以做出自己的系统性阐释。由于缺失本土理论研究，于是便出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之乎者也”式继承，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式解读与传播，对西方理论形式与内容的照单全收等，并且它们也一直处于相互碰撞，相互激荡并相互融合之中，由此而出现了一段理论的混乱期。总之，我国学术理论界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外来文化的吸收，以“囫囵吞枣”为主，而消化吸收为辅，这是我国学术理论界近现代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状况，其显然与中共要求融会贯通的高标准相距甚远。

从历史的纵向运动发展角度来看，这段混乱期其实也很有意义，由于大量素材的积累，尤其是近现代我国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等，都为我国理论研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为孕育新文明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但不无遗憾的是，我们的本土理论研究却进展缓慢，始终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仍然在各说各话，难以将它们融为一体。

好在中华文明底子好，随着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充实，在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和文化主导世界发展几百年后，我们的中华系统论在一系列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后，它将渐渐被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央。

但在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中，首先要对我们自己的理论和思维进行激浊扬清，希望我国学术理论界能够开拓思维，深刻领会中共领导人有关理论研究的政治指导，在理论和思维方面进行一场自我革命，为早日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并促进世界大变局的快速演变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