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文《中西方文明的根脉》进行梳理，基本理清了中西方文明的梗概，不但理出了它们属于“两股道上跑的车”，也理出了它们之间所存在的“代沟”，使我们看清了中西方理论的本质。然而，梳理的目的除驳斥“西方中心论”之外，也在于我们本土理论的自我革命与补充完善，从而实现其现代化或进化。

运用我们传统的“基本矛盾+特殊矛盾”系统论基本结构予以梳理，可以看出我们的传统理论本身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1）《易经》宇宙系统论虽然结构完整，但宇宙的本质还有待于科学界最终确证，然后才能确定其“能量运动（本质）+物质运动（现象）”的基本关系，并由此而实现其现代化，这仍然有待于科学界的进一步努力；2）我国传统社会科学不但缺失人类社会之根（劳动），也没能搞清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其基本结构也不够完整，难以形成理论体系，还有待马恩人类进化论的补充完善。

《易经》的宇宙系统论属于我们中华理论和思维的基本结构或筋骨，它一直承载着我们的中华文明与文化，使其生生不息，世世代代流传不辍。而非常庆幸的是，马恩两位伟人在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所提供的素材非常完整，其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也接近于成功，但也实话实说，它却有欠“临门一脚”，需要我们本土系统论“基本矛盾+特殊矛盾”基本结构予以“整编”，由此它才能在理论之根上与我们的本土理论结合在一起，并助推我们社会科学系统论的重建，从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助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其中国化问题上，我国的革命前辈们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1）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赢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2）继而取得了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我们的红色政权，并引导我国开始工业化建设；3）尤其是通过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于我国所取得的这一系列成就，我国的学术理论研究则没能形成相应的理论和话语体系，由于一直对我们的本土理论体系研究不足，所以阐释起来“洋”味有余，而“土”味不足，难以“讲好中国故事”，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马克思主义只有经我们的中华思维转化为中华系统论基本结构，才能融入我们的中华文明与文化，从而实现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转化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这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否则仍然会是各说各话，难以统一。

前文主要是以第一条主线“认知并改造自然”为主（其实还应该包括有机界运动规律，但可暂时从略），本文则主要是以第二条主线“认知并改造人类社会”为主。由于社会科学系统论既包括经济学又包括人文科学，事实上包含着两条线，所以它较（宇宙）自然科学系统论要复杂一些。不过，本文继续谈这一话题想先从解放思想说起，因为它既属于西方近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属于我国近现代发展的主要诱因，借此也谈谈“土洋结合”问题，由此更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如有不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中西方近现代思想解放的缘由

思想建设，历来属于我党最为重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比如国共内战中的“解放兵”，在战场上其战斗力曾表现得那样差，但经我党思想教育后，便立即调转枪口将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荒而逃。更为典型的则是，一些被收编的国民党部队，经为其换思想后，在朝鲜战场也一反常态，面对最为强悍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毫无惧色，在战斗中也照样能表现得英勇顽强，并将他们打得丢盔弃甲，落败而逃。所以思想教育属于我党“攻心之战”或改造人的绝招，“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同时它也证明，我党注重思想改造较那些肤浅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坚持“阶级斗争”思维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它更深沉，更基础，更能改变人类社会的思维。

而纵观世界近现代发展的整部历史，其应该都属于从不同迷信中不断解放的一部历史，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而已。而我国的改革开放，其本身就属于思想解放的一大成果，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为此做出了最为生动的诠释。

思想解放属于人的思想解放，它属于人文科学范畴。通过这样梳理应该能看出，虽然经济是基础，但人文科学的思想解放，它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是巨大的，由此也会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更加充满信心。

但在此我们需要先谈谈西方近现代思想解放的问题，因为它近现代科学发展较早，对我国思想界的影响在先。

（一）、西方近代思想解放的缘由

关于我们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落后于西方的问题，网络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谈的也都不错，而对于中西方近现代思想解放的不同缘由和路径却鲜见有这样的比较，在此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但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能谈梗概，不谈具体。

1、西方封建压迫深重导致其思想解放较早爆发。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和人文科学发展一直都领先于世界，但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其发展便逐渐加速了起来，很快就超越了中国。相比较而言，欧洲的“文艺复兴”较中国的“五四运动”早了600年，直到1919年我国学界才喊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真正开始了我国近现代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思想解放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属于科学文化发展的引擎和先声，但深究起来，束缚中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的原因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1）西方主要是深受宗教神学的禁锢与束缚，2）而中国则主要是深受儒学等思想的束缚。由此，西方近现代科学发展早于我国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因为其宗教神学对其社会思维的禁锢与束缚较中国的儒学要深重得多，所以其才能够较早爆发。同时它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封建文化实质上较西方要进步，所以才导致中国的封建社会较为稳固，以致出现了难以突破的“历史周期率”。

2、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缘由。西方的“文艺复兴”缘起于其“人文主义”，类似于我国的“以人为本”，其主要是反对宗教神学的专制统治，但由于其宗教神学根基牢固，其“人文主义”事实上属于“一锅夹生饭”。但也由此说明，其人文科学开始从宗教神学中向外分离，对西方社会思想解放来讲具有一种划时代意义。但不管是其“文艺复兴”还是其后来的“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其根子仍然维系于宗教神学。由此也说明，其“文艺复兴”等虽然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但其并不彻底，仍然局限于现象或表层，而其深层的有神论却仍未触动。

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就是由“人文主义”发展而来，主要是在强调“人人生而平等”，而它近些年竟然经常用其来对我国的思想政治稳定和一元化领导进行非难，显然是不适宜的，因为：1）我们的中华文明属于“太极（阴阳）文明”，不属于它们那种“宗教文明”，更不属于宗教专制，其对我国进行非难显然属于“文不对题”；2）我国的文化是由“太极（阴阳）文明”和“气一元论”等坐底，并不是可以随便撼动的；3）我国在古代就崇尚“以人文本”，我们的传统文化更是如此，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和“民主自由人权”才时髦了几天，竟然将其拿到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来卖弄，那简直就是“班门弄斧”，不自量力。现在西方“民主”的堕落，也能说明其浅薄和快要过气的历史宿命。

但遗憾的是，在近现代西学的一片乱哄哄吵吵嚷嚷之中，我国有些人竟然将自己的文明和文化给忘了，也跟着瞎起哄，反而将我国学术理论界也给搞的有些乌烟瘴气，使人们产生了许多困惑。一个明显的现象则是，许多人在探讨社会科学时总喜欢从“利益”和“价值”说起，这属于西方市场经济（即经济学与人文科学捆绑在一起）的习惯用语，也属于其深受西方影响而局限于现象学的一种表现，与“思想（意识形态）”相比较显然还处于浅层。而严格来讲，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定语，它与西方那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质的不同。

（二）、我国近现代思想解放的缘由

我国近现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则与西方存在着很大关系，由于我们国内矛盾（如反帝反封建）已属于一堆干柴，它主要有三种导火索引燃：1）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日甚一日，我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救亡图存已属于不二选择；2）中西方科技发展易势，并且其落差在不断加大，西方科学文化自然会向我国传播；3）受苏联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影响，使我国看到了新的希望。早期，共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主要以“改良”和追随西方为主；随后，又相继出现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其为“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三次则主要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线所贯穿。

这三种导火索事实上也属于我国近现代思想解放的缘由：1）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文化对我国思想界的禁锢与束缚，这由早期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为证；2）西方近现代发展与我国形成的落差，要求我们需要学习并消化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3）我国既需要马克思主义但又不能迷信“本本”，这从“五四运动”的爆发，到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延安整风”，再到邓小平领导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纵向上反映得较为清晰，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我国也一直处于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探索之中。我国的思想在一步步解放，问题也在向着深层逐步推进。

从“五四运动”的爆发情况看，我国的确需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中，这一点越来越明确。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所涉及的问题既深且广，既需要对传统文化与理论予以继承与发扬，又需要对其予以改造；既需要“悟原理”又需要克服“本本主义”；既需要反帝，又需要反封建，还需要反官僚资本主义，更需要结合国内外当时的各种各样实际等，这都需要很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理论素养，其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在这一系列问题之中，应该说中共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又秉持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处理得都是比较成功的，由此才在我国的革命与建设中始终能够审时度势，勇立潮头，并发挥了领导作用，从而凝聚起社会共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三）、全球化进一步拓展了思想和理论视野

无论中华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也无论是我们的本土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我们都应该坚持“两分法”，否则，如果继续那种非好即坏的简单思维，只信守一种理论而排斥其它，不但会将其宗教化，而且也会故步自封难以前进。近现代以来，不但西方如此，中东和非洲等有些宗教国家也是如此，而我国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也多多少少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对于我国的理论问题，无论官科还是民科，网上网下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此我们都经历过了，并且其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对此，可由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出基本的释义：“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再加之倡导并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这一论断无疑在说明，它将我国的新思想和新理论研究推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思想萌发理论，而理论阐发思想，它们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学界的理论研究依然跟在西方理论后面亦步亦趋，而本土理论研究仍然难以起步。而没有自己的理论就难以产生自己的话语权，由此，本土理论研究的缺位，它不但严重阻碍着“思想”的阐发，也不利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推进。

二、“土洋结合”重在“土”字

这一轮思想大解放，它不同以往，内容深刻而又广泛，在坚持“四个自信”基础上，还包括一系列“创新”。正如上面所言，其核心无非是“思想和理论”，主题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思想萌发理论，而理论阐发思想，由此就存在着一个理论的“土洋结合”问题，而关键则是我们本土理论的现代化。

近现代历史已经证实，在思想理论问题上，光“土”不“洋”不行，传统思想和理论无法实现民族复兴和独立富强，但光“洋”不“土”也不行，一波又一波的“本本主义”危害也早已给出了答案。

（一）、我们的本土理论内藏“真经”

通过考察并反复核实发现，古今中外，唯有我们的中华《易经》和太极图才具有完整的系统论基本结构或框架，即：基本矛盾+特殊矛盾，也唯有它才符合宇宙大爆炸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并与近现代以来所观察到的宇宙基本组分（暗能量、暗物质和（成形）物质）相符。由此说明，我们的古老《易经》和太极图中内藏“真经”，它实质上就属于众多科学家和理论家们所一直在苦苦求索的“大统一理论”，这由不得任何人予以置辩。

对于所观察到的宇宙膨胀，科学界没人能够否定，就连一直在坚持“稳态宇宙”的爱因斯坦，在其亲自跑到哈勃工作的威尔逊天文台亲自确认后，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了这一基本的事实。只要确准了这一事实，隐藏在我们《易经》和太极图中的“真经”便被逐步揭示了出来。

宇宙膨胀这一科学发现，以及由其所确证的宇宙大爆炸，它首先否定了“神创说”，也同时否定了科学界所一直信奉的静止或稳态宇宙。

而我们的本土理论就像一位世纪老人，它“老人家”端坐在那里，看着西方神学界、哲学界与科学界的人们串演“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笑而不语，因为它“老人家”知道，不管那些人们跑多远或如何强词夺理，最终都要臣服于自己面前，它只管等在那里就是了。“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我们的本土理论就是这样低调与谦虚，它不急于与人争辩，但事实却最终证明，它才属于事实上的“真人”。这也正应了我国那句古诗词，“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真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改动了一个字）。”

西方科学与哲学发展的基本事实也说明，在众多科学家与哲学家之中，其真正能“暮然回首”并深入到高深思维的只有马恩，他们结合科学发展运用事实充分证实，西方有神论不但荒谬，其“哲学”也有违客观实际，并证实了宇宙始终处于绝对运动之中。同时，他们还证实了人类起源于劳动，人性的本质属于劳动性，从而通过其唯物史观基本勾勒出了“人类进化论”，由此而改写了人类文明的历史。

然而也不得不说，“马恩人类进化论”的“基本矛盾+特殊矛盾”基本结构，是由我们中华系统论思维协助其理出来的，它一举跃过了西方一直以来漂浮于事实之上的“哲学”或“抽象思维”，从而回归了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由此也能看出我国自古之所以没有产生“哲学”的原因。同时它也进一步证明，只有运用我们的本土理论和思维，才能理清楚宇宙进化论和人类进化论，并使其具备“基本矛盾+特殊矛盾”系统论基本结构，所以才说，“我们的本土理论才属于研究的重点所在”，因为其内含“真经”，它既可以挖掘出我们中华文明与文化的根脉，又可以证实其系统论内涵所在，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并同化西方文明与文化奠定了基础。

（二）、读不懂中华本土理论，便读不懂马列

我党的理论基础属于马克思主义，这并没有错，但它属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很有必要加上“中国化”定语），已经将其融入了我们的本土理论之中，否则不会对我国产生那样大的历史作用。事实也充分证明，只有在我国引入马克思主义之后才使我国获得了独立，继而发生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变，它的确改变了中国，并且我党也一直在强调继承并发扬我们的中华文明和文化，极力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未说过要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化）。尤其是毛泽东等领导人，他们除深研马克思主义原理外，也一直在对中国古籍深钻深研，由此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得以向前发展。

然而近现代以来，我国一些学者却“洋”味十足，反而将我们的本土理论给丢到脑后去了，或者说并没有深入研究我们的本土理论。有的学者就只学马列，不学国学，自己在网络中就曾遇到了这样一位“大仙”，在此也顺便讲给大家听一听（如果有学者听着不入耳，还请多担待）。

自己在网络辩论中遇到的那位“大仙”是位极左派，他说“除了马列的书，其它一概不学，有这些就足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理论不屑一顾，一头扎进“本本”中怎么也拉不出来，就相当于让他去“娶媳妇”，反而一屁股坐在丈母娘家的宴席上不回来了，并在席上对每道菜边吃边咂舌，滔滔不绝（曾扬言三五年内可使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始终也没能将“媳妇”娶回家，留在丈母娘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倒插门”，这也就是我党一直在反对的那种“本本主义”。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很有深度的大课题，它不但需要对中西方文明的“大本大源”有个大体的了解，也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具有深刻的领悟，更需要对我们的本土理论具备深厚的基础。尤其是对我们传统的系统论，它反而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中华社会科学系统论的现代化问题

在前文中曾交代，人文科学“需另行一文予以探究”，所以本文属于归还前文的欠账。由于人文科学也属于文化问题，所以才加写了以上篇幅。

坦率地讲，我们传统的社会科学由道儒释三家“共同经营”，虽然卷帙浩繁，但它们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论，这一“整编”工作只有在马恩人类进化论（即哲学社会科学）的统帅下才能完成。但也请注意，马恩的人类进化论已经不属于西方理论，而是成为了我们中华系统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经由中华系统论思维对其进行过“整编”（可参见《太极图的现代化解析》中的图2“马恩人类进化论基本结构解析示意图”）。

最近自己一些文稿提出要重新审视西方哲学问题，也曾提出需要将“政治经济学”予以分解，并重新组合为社会科学系统论的经济学与人文科学，由于这些问题关系重大，而自己又属于民科，担心知识欠缺思考不周，所以也将其在私下发给某些专业研究人士给予指点，并尽量与其取得共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给出不同意见，说明他们对这些问题也有同感。

但在此探讨中华理论等问题，并不会一味地唱赞歌，而是“刀刃向内”，主谈其缺欠与不足，否则就属于抱残守缺，不利于其现代化。由于近现代我国本土理论研究薄弱，并受西方影响较重，所以先从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谈起。

（一）、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的人文科学

西方“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它属于束缚我国一些学者思维的一种羁绊，不将这一问题搞清楚，便难以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1、马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文通过考究得知，“（西方的）人文科学还没能从宗教神学中分离出来”，这是由其文明的演化路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而正是由于其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爆发，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学者便在这一时期创建了“政治经济学”学科，意味着其正在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是其思想解放的一大进步。但将经济学与人文科学捆绑在一起予以阐释，它也反映着其人文科学刚从宗教神学中分离出来的历史特征，而马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以上探讨说明，西方近现代历史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人文科学从宗教神学中向外分离，而其人文科学则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这是西方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概况，由此，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它非常符合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

但“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短板，即它侧重于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社会关系，由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矛盾”显然只属于社会运动现象，无法深入到人们思想或灵魂的深处，所以，由“阶级斗争”给我国曾造成的社会动乱也就找到原因了，苏东等社会主义失败更与此有关，我国目前思政课难讲也能说明这一问题。

通过研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可看出，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此，两位伟人也都交待得非常清楚。这也就是说，其大量篇幅虽然在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学问题，但其实质上是在深究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人文科学，对此，大家不应该存在异议。

2、人文科学立项应该属于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历史是向前运动发展的，不能静止地看待历史问题，这样才符合马恩的唯物史观。

根据马恩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动态，意识形态属于其核心所在。而意识形态显然隶属于人文科学（宇宙〈自然〉不会有“意识形态”），这无可非议。

人类源于自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但人类又高于自然，不然怎能认知并改造自然？所以，怎样认知并改造人类自身的学科，事实上要高于自然科学，不然怎样反作用于自然科学？由此，人文科学虽然以经济学为基础，但其又高于经济学，将其予以立项，这属于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所在。

（二）、社会科学系统论属于马恩学说的一种升华

将马恩学说转化并融入我们的中华理论体系，这既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也属于我国社会所需，更属于我国系统论基本结构的内在要求。

1、“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实践中暴露出三大弊端。我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所启动的，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其中很大因素就是摆脱了“政治经济学”束缚。通过我国的社会实践检验出，将经济学与人文科学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它存在着三大弊端：

（1）、“阶级斗争”思维严重束缚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将经济学与人文科学死死地捆绑在一起，首先就是会给人们种下“阶级斗争”思维，并且根深蒂固，难以克服。试看我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目前基本仍处于“穿新鞋走老路”状态，虽然表面换了“阶级”思维说法，但根子仍然囿于“政治经济学”之中，它束缚着我国的理论研究来回“推磨”，始终走不出迷谷。

现在许多人都应该记得，在“阶级”思维的年代，无事生非，人整人现象非常严重，社会内斗不止，既阻碍着理论的向前发展，也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曾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国的社会实践很能说明问题，而苏东剧变更是给出了更有力的注脚。

（2）、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难以区别。在网络中反映，到现在许多学者仍然没能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究竟何在，甚至有不少学者将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当成资本主义来研究，更有学者将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称作“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理论上的严重混乱。

（3）、社会道德滑坡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眼睛都发绿了，两眼紧盯着利益和金钱，出现了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现象。为此，我国各界领导人都特别强调文化建设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问题，但即便这样，还是腐败现象频发，难以根治，其根本原因就存在于理论研究之中。

试看一些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网文，不谈利益和货币的文章又有几多？虽然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但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却滑向了资本主义，而有关“人性”的研究也仍然囿于“好坏”或“善恶”之中，滑向了西方人性与动物性不分的理论深渊（如我国“人性善与人性恶”的探讨事实上也仍然局限于浅层），造成了我国思想理论界的混乱，难以走出迷谷。

2、运用中华纵横运动思维梳理马恩学说产生社会科学系统论。马恩的研究存在着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也带有西方逆序追踪的历史痕迹，令人理解起来有些难度，比如由简单的商品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到“劳动创造价值”，直到后期才由恩格斯在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并明确出了“人性与兽性”的基本关系，由这些综合起来才会看出马克思主义原理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明确，但其却为我们这些追随者在解读与理解中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如果细心一些，通过从纵向上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和“人性与兽性”的基本关系，这些与“阶级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前者显然是在阐明人类的“本质”，而后者则显然属于社会运动“现象”，这就反映出了前文所说的“本质与现象”的基本关系，即中西方文明的关系。

而中华系统论的思维顺序则是先“本质”后“现象”，先求“本”再求“末”，所以将马恩的研究成果运用我们的中华系统论予以梳理，便很自然地产生了“人类进化论”，由此而将“政治经济学”给予分解并重新组合产生了“社会科学系统论”。

3、社会科学系统论可调动对人类自身与自然予以改造的两种积极性和能动性。通过以上有关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便可看出，一个主要是认知自然，而另一个则主要是改造自然，它们两者事实上属于一回事，存在着很深的关联。

但自然的存在和运动不需要“劳动”，它循着自身固有的规律而运动，而经济学则必须要以“劳动”为立论基础，它由劳动所操控，没有劳动就没有经济学，这是它们两者的根本区别，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劳动原理所决定的。但“劳动”属于人类改造自然的本质运动，它毫无疑问属于人文科学，所以，经济学又应该隶属于人文科学。

上面已经探讨过了，人文科学属于高于自然科学的一个学科，如果将经济学与人文科学死死地捆绑在一起，既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更不利于人文科学的发展，由此才将它们两者区分开来，使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并通过“人性（劳动）+动物性（寄生）”予以表达，这样可以体现出通过对人类自身的改造而促进对自然的改造，从而进一步提升人类改造自身并改造自然的两种积极性和能动性，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会发生更大的推动作用。这样，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它也应该属于马恩两位伟人希望看到的效果。

4、运用中华思维将“治标”转化为“标本兼治”。有些学者可能意识不到“人类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区别，它事实上是对马恩理论的一种升华，不但对马恩前期与后期著述进行了系统梳理，也将其“阶级性”（社会运动现象）深化并转化成了“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的基本矛盾，并且突出了其人文科学的权重。

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行为，事实上就属于一种“本与标”的关系。按照我们中医药的说法，马恩人类进化论这种升华，并使其形成为社会科学系统论，事实上已经将其由对人类社会的“治标”转化成了“治本”，从而使其能够“标本兼治”。由此再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既强调“读原著”又强调“悟原理”，既源于“本本”又不为“本本”所困，既放得开又收得拢，就将它们串联起来了。

马恩的研究成果虽然齐备并很完整，并且其唯物史观也从西方三维理论和思维中脱颖而出，但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其“现象思维”的痕迹仍在，其顺序运动思维和系统论基本结构也还不够完整和成熟，这是一个明确的事实。这也有可能正如恩格斯在《宣言》的“再版序言”中所讲，由于其前期著述已经成为“历史文献”，他们后来已经“无权作出修改”。对此，我们不宜争论。

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深入挖掘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其素材完整，在经我们中华系统论思维予以深度整合后，它则产生了最为完整的“人类进化论”，也产生了最为系统完备的人文科学。在古今中外历史上虽然论述人文科学的文章和专著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对人类社会自身性质或属性的认知事实上只有马恩的“人性（劳动）”才能称之为真知灼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由此，人文科学的立项必须要以马恩的人类进化论为基础，这不由分说。

通过深究，便更能彰显出马恩人类进化论的重大历史意义了，其对人类社会的认知与改造具有开天辟地之功。同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通过我们中华系统论思维予以“整编”，不但使我们的国学得以“充血”再度复活了起来，也使它们共同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焕发了青春，其生命力更加旺盛。

环顾历史，世界文明也发展到了另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借助于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运动，也需要在理论上“除军阀”，现在对西方理论话语权的垄断进行反问或反抗，事实上就像当年我国革命时期那种“除军阀”一样，其只不过规模更大些而已，在这方面，我党早已积累了相应的历史经验。但这次的“除军阀”不属于军事行动，而主要在于思想和理论领域，所以我国高层现在主张“自我革命”，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因“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身就具有世界性意义，这种定力也反映出高超的中华智慧（这在目前香港问题的处置上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三）、重点盘点儒学的缺欠与不足

虽然我国的儒学等曾束缚了人们思维的活跃，并且由封建统治集团利用其通过科举而将知识分子引向了读书做官的方向，但其“人性本善”的学理却对社会发挥了一些正面的“教化”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直到现在，有些学者还对其学说崇拜得五体投地，并将其奉为“圣人之学”，由此可见其在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重大影响。

但也不得不说，儒学虽然为我国的人文科学立项奠定了基础，并对社会发挥了正面“教化”的积极作用，但其因受当时科学发展所局限，缺失人类起源之根，更没能将人类改造自然的基本运动“劳动”挖掘出来，由此，它便存在着三大根本性缺欠：

1、缺失人类劳动观。“人类观”即人类的基本属性或性质，这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和根概念。虽然儒学强调“人之初，性本善”，并且以其为立论基础产生了中国的人文科学，似乎其阐释了“人性”问题，但人类并不是由“善”所诞生的（如同人类并不是由“阶级”所诞生一样），其并不属于人类之根，而是属于社会运动现象，或对社会运动现象的一种概括。深究起来，其“善与恶”有点类似于西方哲学那种“抽象思维”所产生的概念，所以具有一定的漂浮性或空泛性。

人类诞生于劳动，劳动属于人类社会的根本运动，社会科学缺失劳动就等于缺失必须的立论基础，难免会出现偏差。所以，“治标”必须要“治本”，然后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能。

2、缺失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由于缺失劳动观或人类诞生之根，所以其也就必然缺失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这是一种连锁反应，属于必然现象，仅仅通过“善与恶”或“君子与小人”这种社会运动现象阐释人文科学，显然缺失根本，这是中国传统人文科学难以“治本”的根本性缺欠。

我国的“反腐倡廉”为何那样得民心？因为它实质上就是在弘扬人性而鞭挞动物性，直击人们的心灵，属于“思想（意识形态）+社会行为”的一种结合，比单纯提倡或反对做这种人那种人要深刻一层。

3、“惩恶扬善”动能不足。我国的“五四运动”提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并解放思想，其并不是没有道理和根据，它确实束缚了人们的思维，阻碍了我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向前发展。它不但在基础方面缺失劳动之根，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每次在国家的危难关头也都难以应对，其“扬善”虽然有余，但“惩恶”不足，“宋襄公”那种迂腐特征非常明显。

我国近代面对列强，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它指导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奋起反抗，从而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在此先放下“阶级”思维能否反映社会运动“本质”的问题不说，但它在阵营非常明确的情势下，在治疗“中国软弱病”的“治标”问题上，却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能够焕发出人们的血性，较儒学（和佛学）要实用得多，对此应给予充分肯定。

以上这样挑中国传统人文科学的毛病，可能会使一些学者难以接受，但事实就是事实，运用中华系统论基本结构进行分析，以及通过社会实践予以检验，它如果没有马恩人类进化论予以补充完善，便难以复苏并中兴。

所以，在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中医药“标本兼治”或“基本矛盾+特殊矛盾”的本土思维方法都很值得重视。

（四）、只有马恩人类进化论才能将道儒释等统合在一起

对于我党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问题，不但有事实为证，我们传统的道儒释等学说也的确存在着各自的缺欠与不足，难当大任。

我们虽然推崇我国的古代文化，但对其缺欠与不足也不能视而不见而有意遮掩，否则会有碍其向前发展，不利于其现代化或进化。客观地讲，我国传统理论的优势主要在于宇宙系统论，而人文科学虽然立项较早，但其缺欠与不足也很明显。综合来讲，我国古代的社会科学是由道儒释三家“共同经营”，由于它们三者互不统属，从而也暴露出其各自的缺欠与不足：

1、道学。其虽然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由于其侧重于宏观而忽视微观和现象学，它并没能将自然科学发展为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并使其一直处于模糊之中，这很让人遗憾。

上面已讲过，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相通，它属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从自然科学角度来讲，它遵行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按照自然界固有的规律而运动，而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它除遵行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之外，还要受人类社会的“操作系统”所操控，所以，其属于一种交叉学科，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原理，自然科学不谈“劳动”，而经济学则必须要以“劳动”为立论基础。根据广义的“劳动”概念，虽然认知自然的本身也应该属于其范畴，但它却并不属于自然科学的立论基础，这就是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与联系。

由此可见，我国的道学，其在社会科学的运用中也必须要由马恩的人类进化论予以补充完善，那种将其统而论之的做法显然已经落伍，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和现代科学的发展。

2、儒学。其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虽然“崇德向善”，也避免了中国思想界向有神论发展，保障我国主流思想理论一直在世俗界运行，但它既不能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深入到人们灵魂或思维的深处。

在前文《中西方文明、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素描》中，曾将“思想（本质）+ 社会运动（现象）”作为我国社会科学系统论的基本结构，儒学显然在这个方面存在着缺欠与不足。

3、佛学。从本质上来讲，我国的佛学是在假托“神佛”来谈论世俗间的人事问题，其虽然侧重于人们的灵魂或思维，但却既不能阐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能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

4、道儒释的空泛性与软弱性。“扬善”与“惩恶”本是对立统一的，只侧重一面而忽视另一面，或只知“扬善”而难以“惩恶”，那也难以有效“扬善”，更不符合我国的“阴阳”理论与思维。

将道儒释尊奉为宗教的做法更是荒谬，它们的追求分别是：道教主张“无为”而“成仙”，儒教主张“仁和”做“圣人君子”，而佛教则也主张避世修炼而“成佛”，都在追求个人的某种“境界”，进一步突显出其与社会运动实际脱钩的色彩。

由于它们三者都缺失对人类社会本质的认知，其“善”并不能反映劳动创造，所以其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便难以发挥出来，明显缺失那种本质的人性（有的甚至还带有一定的寄生性），面对西方列强明目张胆的动物性掠夺和社会中的邪恶势力，显示出明显的软弱性，不能与其进行抗争，在民族危亡关头都缺少应有的血性，都不能给予社会有力的正确指导。

最终，我国在遭受三座大山的深重压迫下，还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获得了民族解放与独立，并实现了国富民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虽然我国传统社会科学存在着一定的缺欠与不足，但它毕竟主要是在无神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并早已立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只有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属于无神论）。综合来讲，只有运用系统论思维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道儒释三者等统合在一起，并系统揭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类思维的基本关系。

（五）、马恩人类进化论已属于我们的本土理论体系

通过以上探讨已经反映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属于其人文科学还没能从宗教神学中彻底解放出来的产物，将经济学与人文科学死死地捆绑在一起，既束缚了经济学的发展，也束缚了人文科学的发展。所以说，“政治经济学”是单薄的，难以反映人类社会存在和运动的实际。

通过我国的社会实践，也深刻地反映出“政治经济学”所存在的问题：

1、经济学：无论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马恩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都不适用于我国，只有我国的“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才适合于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2、人文科学：“阶级说”虽然通过“分田分地分浮财”能够调动起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参加革命，也曾在医治我国社会软弱病的“治标”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由此而使我国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但深入到对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治本”时，其所存在的问题就反映出来了（如十年动乱），这就要求对其原理需要深入挖掘，并将其予以进一步中国化和现代化，事实上属于一种进化。

我国传统的太极原理，承载着宇宙系统论的基本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与其统一在一起，才能够与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科学相融相通，从而组成我们的系统论理论体系。通过前文的“素描”和以上对我国道儒释的分析，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基本关系：1）人与自然的关系、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人类思维（即思想）深处的基本矛盾关系，而这三种基本关系运用“政治经济学”是难以反映出来的，只有运用中华系统论思维，将其分解后重新进行组合并形成“人类进化论”或“社会科学系统论”才能完整而系统地将它们统合在一起并展示出来。这样，既解放了经济学，也解放了人文科学，并可以使它们两者同步向前发展。

尤其是人文科学，其不但继承了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在由马恩的劳动观予以补充完善或“补天”后，它不但将“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的基本矛盾”运动阐释得非常清楚，也将学习并掌握自然科学知识也划为“人性（劳动）”增长的范畴，从而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做出了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并且保障其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马恩学说经运用我们的中华系统论思维进一步中国化所形成的“人类进化论”或“社会科学系统论”，即便两位伟人在世，他们也会赞同并支持这样做，因为这正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实质上就是由劳动在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运动发展，劳动属于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并且它也在不断改造着每个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由此，它不但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向前发展，也使其覆盖范围更宽更广，并进一步焕发出其活力或生命力。

（注：有关最近几篇和本文的“结论”部分，由于篇幅所限，所以不得不分篇，请参考下篇《太极原理依然能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