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赓续中华文脉与马列本土化
2022-07-26 03: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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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阅读中感觉有些文章的立足点存在问题,本本主义顽疾仍难根治,于是便又搜索出新华社1月25日的《钟华论:赓续中华文脉,光耀复兴之路》和央广网1月7日的《「每日一习话」立足中国大地 讲好中国故事》等文章学习,颇受启发,实质上其已经阐明了我们中华文明如何复兴的基本原则,由此也就打消了一些顾虑,从而为理论探讨中“立足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充足的底气。

大家清楚,我国官方的重要新闻一般都是授权新华社对外发布,其发布的信息具有权威性,而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钟华论”,可见其分量更是非同一般,通过拜读也能感觉到其才气横溢,不同凡响,尤其其着重强调:“文化因创新而辉煌,文明因发展而精彩;以古人之规矩 开自己之生面;文化瑰宝 刻在骨子里的 中国魂;文化兴则国家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文脉悠远 与古为新”,这些都很具有提纲挈领之效。由此说明,这属于我们中央的精神,它对于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具有很强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在我们中华文明复兴与马列本土化的伟大事业中,其立足点是个重大原则问题,究竟是立足中华文脉还是立足西方文脉,这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根据「每日一习话」中的“立足中国大地”,其已经非常明确地点明了我们需要坚持的基本立场,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试谈中华文明复兴与马列的基本关系

在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虽然其已是大势所趋,但有些学者似乎在思想上还没能转过弯来,尤其对于我们中华文明与马列的基本关系仍然认识不清,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载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所以,任何外来文明都是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其主从关系实质上已阐释得非常清楚。

(一)将马列纳入我们中华文脉的尝试

对于马列,我国学界存在着一种盲目迷信的现象,有些文章不但一直老调重弹,而且只是大量堆积形容词,缺失两分法,更缺失与我们中华文脉的联系,让人感到枯燥无味。对这个问题在网络中已观察很久了,也思考很长时间了,由于有些问题还没能思考成熟,也不知该怎样表达才能够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所以一直对其颇费思量,而随着学习与考察的深入,许多问题越来越向中西方文明的根脉这一焦点辐辏,通过重读以上文章,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们就从立足中华文脉谈起。

1.只有明确中华文脉才能坚定中国立场。中西方文脉是有区别的,它们都具有各自的基本特征,只有明确我们中华文脉究竟是什么,才能知道在研究中如何立足并予以坚持,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而如果在对其一无所知情况下而大谈中华文明,即便堆积再多的形容词,那也属于一场空谈。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政治家曾经三令五申,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根据这一政治性指导,我国学术理论界需要迈出实质性步伐,需要给出中华文脉的明确答案。

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它既包括目前的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其根本之处,其实西方所谓的《圣经》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启示,其“上帝创世纪并造人”就是在解决宇宙与人类社会之根的问题,我国的“通天下一气耳”也是在谈这一问题,所以,不管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都要求历史需要根据科学的发展对其做出明确的解答。

中华文脉属于通史研究范畴,而根据考察则说明,马列主要是在研究“阶级社会”,很显然其类属于断代史研究,不可以将其所得出的“阶级斗争”原理运用于通史研究,由其指导我们中华文明的通史研究是不相宜的,所以,只有深挖出其劳动原理并将其纳入我们中华文脉后,才能作为通史研究的依据,希望我国的学术理论研究能够对此做到心中有数才好。

比如我国一直在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明确我们中华文脉究竟是什么才能知道该怎样“化”,不然其仍会停留于空喊口号而迈不出实质性步伐的窘境,更难开生面。

关于马列原理,通过下表显示,其研究的难点并不在马列本身,而在于对宇宙的基本认知,因为它才会给出认知自然最基本的认识论(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并由它结合人类本根给出对人类这个自然的认识论。

记得在前文中曾通过“以中解马”还是“以西解马”谈起过这一话题,但谈得有些不深不透,而通过立足中华文脉这一立场来谈,其原则性与深刻性则陡升,会将问题看得更为清晰。

在理论研讨中,我们究竟是立足中华文脉,还是立足西方文脉,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也是本文撰写的初衷。如果运用西方哲学思维解读马列,就会得出“阶级斗争”答案(属现象学),而如果运用我们的中华思维予以解读,它则会从其更深层挖掘出其本质性的“劳动原理”,所以,对马列原理解读的深浅与方式方法不同,必然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为搞清楚怎样将马列原理纳入我们中华文脉的问题,我们还是得借助那个“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予以展示:

我国的本本主义缘何难以根治,其最大原因应该就是没能将中西方文脉的区别搞清楚,而这个解读表则将其区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对于克服本本主义应该具有些参考作用。由于这次仍然是针对那些本本主义者,所以仍保留前文中的“特注”内容,并对其进行了适当的修订与补充。

2.马列劳动原理简介。恩格斯一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对其无论怎样强调与拔高都不过分,它对于数千年来的整个世界文坛,可以说是具有醍醐灌顶之效,不管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不管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也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科技等,其总根都出自这个“劳动”。劳动不但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不管你绕多远,也不管你如何上帝或神佛,最终你都必须要回归并归结于人类的这个本根。

“劳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究竟该怎样对其予以定义,这又是一个不得不做出正面回答的基本问题。根据劳动与人类的基本关系,它们两者是同时出现的,只有人才具有这种认知并改造自然的劳动能力,也只有劳动才能决定你是人,所以劳动才属于人类的本质,这毫无疑问。由此,劳动属于由人类所挥发出来的一种能量,也属于人类认知并改造自然及人类社会的一种能量,并由这种能量主导着人类社会的运动,由此它便与我国古代的“气一元论”或“通天下一气耳”统一在了一起,并将马列纳入了我们中华文脉的轨道。

既然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那就也是由劳动创造了历史,所以,不管是“文字、城市和青铜器”以及科学技术等,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那都属于劳动创造历史的间接反映,由此,只有运用劳动原理才能理解并阐释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在与未来,这才属于无论如何也颠覆不破的真理。

所以,劳动原理属于马列原理的深层意涵,也属于人类赖以生存、运动与发展的基础,它与“阶级斗争”和西方经济学等那种社会运动现象不属于同一个层级的理论,如果非要将其与西方理论相比较,那它与西方的宗教神学处于同样的历史地位,其本身就属于颠覆并替代宗教神学的产物。同时,解读表也对其展示得非常清楚,它已经将马列的劳动原理纳入我们中华文脉的运行轨道,其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起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参考答案)。

(二)运用中华系统论对马列理论解构重组的交代

对于那些本本主义者来讲,马列理论是至高无上动不得的,他们是要用马列改造我们的中华理论,而不是要用中华理论改造马列,并且已经这样运行了100多年,如果我们运用中华系统论对马列给予解构重组,并将其纳入我们中华文脉,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满意的交代,否则会被他们看成“大逆不道”难以接受。

1.马恩通史研究并未完成,需要我们后人接续奋斗。对于马列理论,一般是不敢随便质疑的,更不敢乱动,因这方面的专家很多,随便就能将你批得难以招架,所以为慎重起见,自己又重新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进行了一下考察,由于其考察过程内容太多,限于篇幅,现在只将其结果概括如下。

通过考察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马列所研究的社会科学主要属于“阶级社会”,其类属于断代史研究,并非属于通史研究,虽然其后来有些研究对这种断代史给予了弥补,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但最终仍没能完成系统性理论梳理与统合,所以其最终仍没能跨入通史理论研究门槛,仍不得不将其看作断代史研究内容。而通过考察《自然辩证法》也说明,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最终也没能完成,需要我们后人接续奋斗。

搞过理论考察与研究的学者都应该清楚,一般都是由人类社会运动现象入手的(这从马恩前期对商品的研究也能反映出来),由此而深入到宇宙自然。这一点在西方的《圣经》中就体现的非常明显,它先是研究人类,即先由上帝造人,然后又认识到人类上面还有个宇宙自然,于是便顺手也由上帝“创世纪”而造天造地(其上帝无所不能),从而自圆其说圆了它们那个“上帝创世纪并造人”的弥天大谎。

同时也都能体会到,在研究中会产生多次跳跃,只有最终跳跃至那个0,然后再返回头往回走,从而顺序审视并梳理诸多理论和知识才能渐入佳境,这也就是张三丰所称的“颠倒颠”思维,我们的中华文明系统论就属于这种顺序运动逻辑和思维的产物。就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而言,也唯有我们中华文明系统论才步入了顺序运动逻辑和思维这一佳境,这不是自夸,而是事实。

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文采超群,其《资本论》所研究的虽然是商品,但实质上是在研究人,商品是随人的运动而运动,很有深度。恩格斯的文采虽然不如马克思,但其爱好广泛,知识面广博,很善于综合分析并研究理论问题,所以在理论方面应多给予些关注。

理论研究越深入其实越简单,比如宇宙学就比人类学简单,因为其只涉及无机界,不牵涉有机界,由于其头绪少,所以较容易理出头绪。(幸好现在的宇宙学遇到了暗物质与暗能量这两大难点,反而为我们的阴阳提供了证据。)

在两位伟人前期研究基础上,恩格斯进行了更深入研究,这从其《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就能反映出来。作为大理论家,他自然知道哪里才是理论研究的最关键之处,所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才是其研究的最深入部分。但对其也不要神化,当通过科学考察逐步了解我们中华文脉时,会发现两位伟人的研究虽然很深入,但最终仍没能突破西方唯物论思维的瓶颈制约,同时也没能突破其哲学思维的束缚。

(1)恩格斯对自然科学考察并未完成。据资料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只发表了两篇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这显然是不够的,再加上当时还没能产生大爆炸理论,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够充分,所以资料也不够齐全,难以产生对宇宙本质的基本认知。但恩格斯由于对人类起源的考察拿出了实质性结论,所以为我们后人对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依据,籍此可以运用我们中华特有的“颠倒颠”思维和理论构建模式形成系统化的人类学系统论。

(2)两位伟人没完成对研究成果的系统整合。应该承认,恩格斯在对自然科学的考察中还是很有些亮点的,比如其“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它实质上已经取得了突破,认为只有能量才能够守恒,这已经与我国的“唯气论(气一元论)”很接近了,但可惜其仍没能摆脱物质的束缚,最终又将自己的突破退回到了唯物论中去,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具有能量,能量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机械的、电磁的、光的、化学的、生物的等等,其中任何一种形式都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转化为其他各种形式,或从一个物体传递给另一个物体,在转化或传递过程中,能量的数值保持不变”,所以最终仍然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归结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3)“唯物论”错将现象当本质,其哲学更是错上加错。按理说,“唯X论”应该是就本质而言的(比如我国的“唯气论”),但西方哲学界却将物质运动现象当本质,其本身就错了,这已经由近现代科学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如4-5%)。

既然已经将物质作为了宇宙自然的本质,那么,西方又要以其为基础生成哲学,并且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由此,在“错将现象当本质”基础上外加这一通神操作,其不但进一步彻底否定了物质的本质性,而且还通过它进行“抽象”求本质,那就更是错上加错。

马恩两位伟人开创的研究,由于科学发展得还不够充分,两人也由于工作量太大无力完成,再加上还没能掌握我国的“颠倒颠”思维,仍难以最终竟全功并给予系统整合,所以需要我们后继者继续努力。

2.对马列理论的继承与扬弃。对那些本本主义者来说,这里是重点,运用我们中华系统论和思维,在马列本土化过程中究竟继承并发展了什么,同时又扬弃了什么,需要向他们一一交代清楚。

(1)继承了马列的劳动观。就整个马列理论来讲,其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句话,它属于人类学之根或其“太极”,也相当于大爆炸理论的“奇点”,根据我们中华系统论的构建模式和基本逻辑,由这个本根就可以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

通过以上“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所示,根据我们中华系统论的构建模式,在继承马列劳动观基础上,使其形成了一个结构非常完整的人类学系统论,既能够解释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矛盾运动,也能够根据社会运动阶段的不同而产生具体的特殊矛盾运动,既拥有了基础理论又拥有了应用理论,具备了我们中华系统论所要求的双层基本结构。

由于我们是直接从人类之根抓起,并采取了我们中华的“颠倒颠”特殊思维方式,省却了许多的繁文缛节,所以便直接将马恩两位伟人的研究进行到底,完成了他们未竟的事业,并将其完全纳入了我们中华文脉的发展轨道。

(2)继承了马列的政治经济学。对马列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我们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根据我们中华系统论的构建模式对其进行了解构重组,并将其重组为我们的人文科学与经济学,其既可以指导并改造我们的思想,也可以指导我们的社会行为;既可以指导并改造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认知与改造既全面又深刻,也将我们传统的道儒释等统合了起来,从而使其合而为一。

(3)继承了马列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据人类学基本矛盾“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的对立统一运动”, 它已将有神论的“神性或佛性”转化为“人性(劳动)”,而将其“撒旦或魔性”转化为“动物性(寄生)”,由此,崇尚“人性(劳动)”并遏制“动物性(寄生)”肯定属于我们人类的不二选择,其显然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崇尚“动物性(寄生)”的丛林法则,也显然属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4)扬弃了西方神学与哲学。如果说哲学属于西方神学的一种变异形式,有些本本主义者可能不服气,但请再参考一下以上“太极图现代化解读表”,西方文脉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在通史研究中,其后来兴盛起来的哲学在本质上与神学藕断丝连,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它们都属于由“抽象”产生的,在本质上它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其在哲学中不被称作“上帝”而是以“概念”相称而已。所以在对其的发展中,扬弃它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没有商量的余地(其实,上面已将其神学予以转化并收编了)。

否则,如果不将马列从西方哲学中解脱出来,那就无法将其纳入我们中华文脉,所以,扬弃其哲学属于马列本土化的必然之举。

(5)将马列由西方文脉转入我们中华文脉。这一问题其实上面已经交代清楚了,通过对马列的解构重组,继承并升华了其精华,剥离并扬弃了其西方理论糟粕,从而使其完全与我们中华文明融为一体,并为我们构建起了一直有些疲软的人类学系统论,其实质上也就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但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而且能够更有力地为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三)试用劳动原理梳理中华历史与现实

通过马列的本土化,它不但为我们中华文明衍生出了人类学系统论,而且也为其赋予了劳动原理,由于自己才疏学浅,下面就抛砖引玉,尝试着运用劳动原理贯通一下我们中华历史与现实。

1.试用劳动原理贯通中华历史。根据马列的劳动原理,认知并改造自然的劳动才属于人类文明的源头,它将西方人为规定的“文字、城市和青铜器”文明标准给彻底颠覆了,由此而确认并肯定了劳动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劳动并不只是大家所常规理解的工人、农民等那种狭义的体力劳动,而是广义的,其核心含义为“认知并改造自然”,包括科研创新,这就将邓小平所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涵盖进去了,并且还延伸出认知并改造人类社会的人文科学,其说明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较原来工农的劳动含义更广并更加符合社会运动实际了。

要说认知并改造自然的劳动,应该说它实质上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长项,在古代一直是由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一骑绝尘,我们中华文明曾一度独冠群雄的原因也在于此。由此,将马列的劳动原理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劳动历史在深层次上相互结合,不但可以使其相互增光溢彩,而且更能够使它们共同赓续发展。

最近看了温铁军一个视频《战争的根源是什么?》然后自己发了个议论,“根据我们中国的历史则说明,鸦片战争之前我国改造自然的水平与能力比西方高得很多,说明我们的文明程度较其高的很多,而现在我们又成了债权国,说明我国又从落后挨打境地赶了上来,所以美西等又想再次对我们打压并赖账,但它们办不到了。”

我国古代不但有四大发明,而且丝绸和陶瓷业等各方面都很发达,充分说明我们中华文明发展较其它文明的先进性。我国的文人墨客虽然鄙视劳动,但马列却肯定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将我们历史曾经辉煌的一面通过劳动原理进一步凸显了出来,也为我国的史学研究通开了一条新路。同时,它也对我们一直难以根除的空谈学风具有精确的矫正作用(不管历史还是现实中,许多文章都是废话连篇,枯燥无味,令人生厌)。

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出类拔萃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我们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秉性所致,另一方面可能也与我们的无神论有关,它在认知并改造自然方面思想较为解放,不像西方中世纪那样深受有神论束缚,严重阻碍着其经济发展。

马列的劳动原理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动作用那就更加明确了,我们正是在中共的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路,一举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令世界刮目相看。由此,马列的劳动原理不但将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续接了起来,而且也推动我们中华文明重现荣光。

2.试用劳动原理梳理现实。在马列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属于其核心内容,将其引入进来,不但弥补了我国传统理论缺失专门经济学的短板,而且也弥补了马列缺失人文科学的短板(将其政治内容也移植为人文科学),可以使它们双双得以补充完善,从而使其双双都“如虎添翼”,腾飞天穹。

最近读到过中国新闻网一篇报道:《东西问•中外对话 | 西方严厉制裁下,俄罗斯经济真的崩溃了吗?》并为此在私聊中有感而发谈了点看法,由于感觉其有助于对马列“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所以便将其转发微信群由大家再议一议,以便暗中对其本土化进行一下测评。

(2022-7-11早上,就世界局势与网友私聊):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该存在着三个层次:

(1)资源。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基础,没有资源人类劳动便无从改造,无的放矢,它是劳动必须的对象。这一点俄罗斯占有优势。

(2)劳动。这是人类改造自然必须的能力,没有劳动,资源便无法转化为人类所需产品,人类便无法生存。这一点我们中国占有优势。

(3)货币。这属于人类改造自然成果积累与商品交换中所存在的现象,它可以反作用于资源和劳动,这一点美西占有优势。但货币和商品流通必然是以资源和劳动为基础,如果没有了这两大基础,货币自然会成为废纸。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企图通过货币流通卡俄罗斯与中国的脖子,那等于其对自己在商品流通层面的优势在自掘坟墓,最终必然会殃及自身。而俄罗斯与中国由于占有资源和劳动两大基础,而且其两者还被迫实现了联合,并优势互补,自然对美西的所谓“制裁”都不以为然(两国政治家都深通马列)。由于中俄都拿出了自己的反制裁措施,如“卢布结算令”和“人民币结算令”,它会导致美西的所谓“制裁”很快坍塌,这是必然的,而且其拖得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历史将很快见证这一时刻。

说到底,这还是马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起作用,历史也将再次对其给予验证。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中俄及金砖国家所主导,世界新的贸易结算体系会很快建立起来,美元霸权很快就会崩溃,到时西方就无霸权可言了,想继续通过货币流通玩花样骗吃骗喝的日子不会长远了。

以上私聊转发到群里后,得到了网友们的赞许,目前网络中也基本都是将自然资源与资本(货币)区分开来的,这符合大家的基本认知,也符合马列“政治经济学”在上表中本土化后的结果(注:这里将劳动作为认知并改造自然的能量,而不是社会运动现象中的具体人)。通过以上分类便反映出,1)人类源于自然,并依存于自然;2)认知并改造自然的劳动属于人类的基本特征,也体现着我们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它会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劳动型社会;3)货币属于商品流通中所衍生的现象,所以,偏向于依托货币与金融流通而生存的资本主义属于寄生型社会。

毫无疑问,这样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的区别就看得更为清楚了,但若按照西版马列理解则就不同了,它往往是将本质与现象混为一谈,也往往是将自然资源和劳动局限于商品生产中,更是将自然资源与资本划在一起,容易在概念上产生模糊性。

这一发言发到群里后,除得到赞许外,有位学者也补充道:“说的对。如果再加上文化,就更完美了!”而文化则属于认知并改造人的人文科学范畴,已将其单列出来了。这样实质上不但为我们国学增加了经济学内容,从而与上表中“人文+经济”的人类学分类相一致,而且也与我们国人的理解相统一了。

二、中西方文脉处于两条不同的运行轨道

我们中国的传统理论一直是“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它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和国学的内核与根脉,但自西学东渐以来,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理论在教科文卫中却销声匿迹了,中国学术理论界基本是由西方哲学一统天下,我们的传统理论则被当做敝屣给抛弃了,因教科书只教西方哲学而不教中华本土理论,几近中断了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

自此开始,我们的传统理论一直处于被西方哲学的改造之中,比如将其说成是“中国哲学”,继而也将中医药学的“气一元论”篡改为西方的唯物论,在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殖民现象,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问题,通过救亡图存,还中华文明和历史一个公道。

事实证明,我们的中华文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难以被毁尸灭迹,它在我们思维、行为和语言之中根深蒂固,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此,我国学术理论界近现代以来事实上存在着“地下”的中华古老理论与“地上”的西方哲学双轨制,这属于不争的事实。

据观察,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科教文卫改革,也正在着手重新编写教材,并“建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说明我们的中华文明已开始复苏,其正在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坦率地讲,我们的太极原理属于中华文脉,而马列则隶属于西方文脉,我们中华理论体系唯有由“地下”转入“地上”,并将马列嫁接在中华文脉上,促使理论双轨制合而为一,才能使它们双双增光溢彩,并双双赓续发展。然而由于推行西方(哲学)教育多年,中华理论由“地下”转入“地上”和马列本土化属于一道大坎,迈过去既需要一定的勇气,也需要学术理论界的共同努力。

回眸西学东渐这段历史,其也属于我们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探索之路,然而这条探索之路则并不平坦,而是既跌宕起伏,又波澜壮阔,既纠结着痛苦与迷茫,又充满着希望,当然也伴随着艰难曲折与牺牲。

(一)西学东渐催生了我国学术理论的双轨制

关于我国学术理论的双轨制,这是一个独立的视角,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如若无视或不从这个角度正视问题,我们中华文明则复兴无望。

1.新文化运动一举将我们国学打入了谷底。对于我国近代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学界基本是一片赞美之声,但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一分为二分析:1)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的腐朽性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但2)它也将我们中华文明不分青红皂白打入了谷底。不管愿意承认与否,这属于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比如“汉字拉丁化”和“废止中医案”就是其欲将我们中华文明予以彻底否定的铁证,其几乎将我们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连根拔起,差点铸成历史大错。

通过上表能够看出,我们中华文明的长项在于主导文明发展的“基本矛盾运动”,即宇宙和人类社会本质的运动,而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则在其宗教改革基础上淡化了其神学的权威性,其重点则向着主导“特殊矛盾运动”的物理学和哲学偏移,即侧重于宇宙和人类社会现象的运动。简洁来讲,中华文明以本质学见长,而西方科学文化则以现象学见长,由于我们中国的现象学“五行八卦”存在着偏差,并暴露出其严重的腐朽性,它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几遭灭顶之灾是必然的,是由其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所以我们不必怨天尤人,中华文化的西化现象主要是由我们自己推动的,应该先进行自我批评,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若作为“正气”的文化免疫力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生病属于自然现象。

对于新文化运动为我们中华文明引入了新鲜血液并使其得以新的营养补充,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但它对我们中华文明的冲击也是史无前例的,先请参考百度百科词条对“新文化运动”的简介:

新文化运动(百度百科):“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准备。”

纵观我国这场新文化运动,由于在理论上没能真正搞清楚“中体西用”问题(即没能区分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不清楚自己的长项在哪里,反而将其看成了一团糟,所以在我们文化界内部的推动下对其给予了全盘否定,一大批积极分子主张全面西化,由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马列等便一起涌了进来,并在我们中华大地上“争奇斗艳”,内外部合流将我们中华文明打入了地狱。

历史一般都呈螺旋状上升,这属于客观规律,新文化运动对我们中华文明的冲击是严重的,使我们心中深感疼痛,但它又是自然的,也是我们中华文明进步所必须的,如果没有这场冲击,我们的中华文明理论体系就难以得以深刻的反思和新鲜血液的补充完善,也难以实现其浴火重生,更难以进化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2.西方理论与思维殖民导致我国学术理论出现了双轨制。通过回眸近代历史,我国当年新文化运动中那些知识分子由于救国心切,产生了些急躁心理,“有病乱投医”现象就在所难免了。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究竟有何优长与不足,究竟应该坚持什么并改造什么,对外来文明究竟该吸收什么并扬弃什么,唯有搞清楚这些问题,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我们的思路才能够保持清醒,不至迷茫。但其实这也一直属于几千年来一个很大的难题,其原因有二:1)科学发展还不够到位,有些问题还有欠证实(如中国的“玄学”);2)各种文明交流互鉴还不够充分,相互之间的优长与缺欠还难以理清。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讨的深入,现在一些基本问题逐步明朗起来了,我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了。

西方文明的发展由于存在着断代现象,其宗教改革后的理论重心由神学偏向于哲学和物理学发展,实质上发生了由其宗教神学向其哲学和物理之现象学偏移的进化,虽然其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但其毕竟属于西方文明的一种进步,其科学技术剑走偏锋快速发展了起来也就理所应当了。

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下,目前我国学术理论界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1)中华文明系统论,2)西方哲学(其依托物理学抽象而生),在“从中从西”问题上我们便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抉择。而若不明确我们中华系统论和中华文脉,我国的学术理论就只能在西方理论范式中兜圈子,难以迈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那道大坎,并重新回归我们中华文脉独立自主并赓续发展的本土轨道。

据考证,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运行轨道,所以不能照抄照搬,照本宣科,否则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甚至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个人虽然愚钝,但根据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所倡导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理论体系,其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范畴,若理解有误,欢迎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西方的文化殖民不是空洞的,而是由理论与思维殖民做支撑,并由其贯穿整个文明理论体系。我国教育由于长期以来缺失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教育内容,思想理论界事实上一直缺失我们的中华思维,所以,欲要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应该首先克服西方的理论殖民和思维殖民,从而恢复我们自己的中华理论与思维。

3.我国近现代教育基本以西学的单轨制为主。我国近代以来的学术理论,虽然说是双轨制,但实质上主要为以西方哲学与科学文化为主独霸文坛的单轨制,我们中华的学术理论基本被当做封建糟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要不是中医药学的疗效显著和据理力争,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险些遭遇被毁尸灭迹之灾。

我们需要正视这一段历史,否则会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而是历史使然,我们需要做些自我批评:

(1)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纠偏。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中华系统论之“五行八卦”被证实存在着固有的偏差,所以其在后来的科学发展中出现了落后,它需要向西方学习,也需要历史的矫正(这方面证据很多,在此从略)。

(2)中华文明系统论有欠完善。根据近现代科学证实,我们自己的文明系统论也的确存在着自己的缺欠与不足:

①古代对宇宙本质的认知并非一步到位。这从易经、道德经、庄子、气一元论、中医药学等可以散乱地反映出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古人的研究与阐释带有一定的散乱性。好在我们古人崇尚实事求是,从不随意下结论,所以才基本保证了古人的研究都没有脱离自然,并且我国的易经是以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的“运动”为立论基础,所以古代科学研究才相差不远,经系统梳理才前后基本能够贯通一致,从而基本能够保证其无神论本质。

②古代理论缺乏有效证实。通过资料反映,我们古人的研究普遍都追究得较深,重视对事物运动现象背后之本质“气(能量)”的深究,而由于“气”属于无形之客观存在,所以被人们说成是“玄学”。也由于科技发展的历史局限,所以其难以得到有效证实,由此被近现代科学诟病为“不科学”或“伪科学”,从而在西学东渐浪潮中难以抵御西方科学的冲击,被西方发展起来的“实证科学”一冲即跨。

③古代研究重本质而轻现象。从事过本质理论研究的学者应该都有体会,只要突破了现象学而深入到本质学研究,其实其要简单许多,因其既能够涵盖广又头绪少,所以人们一旦介入这个层次就有些不愿从事现象学研究,因事物运动现象种类太过繁多也太复杂多变,难以把握,否则能把人搞得晕头转向(近现代科学目前就处于这一阶段)。这大概也属于我国古代研究重本质而轻现象的一种自然现象。

然而西方科学与我们中华古代科学则正好相反,它是重现象而轻本质,所以近现代以来,它在应用科学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并对我们中华古老文明形成了致命性冲击,所谓的“西学东渐”或“西风压倒东风”就属于这一冲击的表现形式。由于中西方发展各有所长,它们应该形成互补,我们所探讨的根本目的正在于此,但怎样才能促使它们形成优势互补,首先需要区分它们各自究竟长在何处又短在何处,这两种理论体系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着这一分析。

(3)中华文明系统论目前仍处于蛰伏状态。由于西方军事、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等的强势介入,再加上我国新文化运动主动倡导“腾笼换鸟”,我们的中华系统论也就被当作封建糟粕主动扬弃了,从而出现了学洋人全面西化的运动,于是我国学界事实上便形成了科学文化的单轨制现象。

然而我们的中华文明根深蒂固,它已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血脉之中,不是可以随便根除的,比如其系统论思维,它会自觉与不自觉的运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我们古老文明从未中断并源远流长的原因就在于此,西方对其的难以理解也在于此,虽然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和文化对其形成了强势冲击,从表面看似乎形成了西方理论体系的单轨制,但我们的中华文明系统论并未灭绝,它一直被迫处于蛰伏状态,并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尤其是我们的中医药学,由于其疗效显著和历史久远,虽然其基础理论被迫篡改为西方的唯物论(至今仍对其讳莫如深),但在实际运用中,其仍然是以其原汁原味的“气一元论”在操作,因“气运则血行”,“气”是人类生命存在和运动的基础,也是中医药学的立论基础。

近现代以来虽然西风强劲,尽管我们中华文明遭遇到有史以来最猛烈的冲击,但它就像我国诗句中所描述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春风中,它又会顽强地冒出新枝嫩芽,为我们中华大地孕育出一片蓬蓬勃勃的生机。

所以,在我国的学术理论中,我们古老的中华文脉一直属于一条暗线,由此也就形成了我国学术理论事实上的双轨制,目前其处于蓄势待发状态。

4.新文化运动出现了分化。自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界就一直存在着“从中从西”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讨论,清朝末年自然是主张“从中”,而由新文化运动开始则几乎一边倒地出现了“从西”风潮,并主张全盘西化。起初其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然而在其怎样发展问题上则慢慢产生了分歧,并逐步演化为国共之争,国民党主张全盘西化,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共产党则主张通过引进马列主义对我国传统文化吐故纳新进行改良,引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在中共内部其实也存在着“从中从西”论争,并且从未中断,由于马列从属于西方理论轨道,所以其主张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实质上属于“从西”派别,而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属于“从中”派别。这一划分一开始并不明显,但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系统论的浴火重生,这一问题便越来越明朗了起来。

前几天曾看到过由网友转发的一个小视频:台湾原“文化部长”龙应台的《台湾前景非常堪忧,大陆根本无需动手》,其中说道:大陆统一台湾“需要文明的力量”,其这句话也值得我们有所思考。当然,我们需要对其予以多角度分析,但并不排除台湾有些高知学者已对我们大陆中华文明复兴的强劲势头有所了解,比如前些天我们在微信群中与一些学院派的论辩中,有人就怀疑其中有台湾人士,自己也有此质疑,因其无论对中国历史、地理还是近现代科学知识的掌握都非同一般,很有些深度与广度。如果这一怀疑是真实的,那对我们思考祖国统一问题可以多一种参考。

(二)中华文明复兴与马列中国化四部曲

历史在发展中并不像“事后诸葛亮”那样清晰,正如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一样,其总是在一边摸索一边改正错误中逐步成熟,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地摸索中前进,我们党主张要“勇于自我革命”所讲也是同样的道理。然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则较我们个人的成长要艰难得多,其所遇到的风险与挑战也要复杂得多,回顾中华文明复兴和马列主义在我们中国的发展历程,它则闯过了种种急流险滩和惊涛骇浪,其也都由我们政治家们凭借中华智慧和大智大勇一次次力挽狂澜,一次次峰回路转,也一次次勇往直前。

通过这一梳理明确反映出,我国的政治与学术理论并不是同步发展的,前者的政治引领可以说是非常明确,而后者则始终跟不上前者的步伐,其始终迈不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那道大坎(最近有几篇文章出现了爬坡过坎迹象),甚至还经常出现拖后腿现象,我们现在就是要运用中华文明复兴大潮力促学术理论研究迈开大步,力争扭转两种西方理论在我们中华大地上“争奇斗艳”的怪象,以重现我们中华文明应有的荣光。

1.中华文明复兴举步维艰。中国近代史明确载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民族危亡的最艰难时刻诞生的,当时我国不但在实体上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厄运,而且在精神上也面临着中华文明正在走向消亡和中华文脉几被中断的艰难时刻。虽然我们丝毫不怀疑那些爱国者们“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但新文化运动的“从西”热潮也将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推向了深渊。这样说绝不是危言耸听,有“汉字拉丁化”可以作证。

虽然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国共两党出现了分歧,但在我们党内怎样贯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则依然存在着“从中从西”的严重分歧,在学术理论上具体来讲就是本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区别

(1)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看到这个小标题,大家一下就能想到其是指“本本主义”,对那些马列秀才们,虽然一点也不怀疑他们救国救民的初衷,但最终结果却由于本本主义水土不服,险些葬送了我们的党和红军,也险些葬送了中国革命。

这种本本主义基本是从苏联照抄照搬来的马列主义,它在我们中国是行不通的,其早已在我国遭遇了一次次的失败,而苏联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能够夺取政权并坚持执政70多年,说明其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是我们党一段既刻苦学习又不断试错的历史,其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影响很坏,其是从新文化运动承继过来的一种学风,带有全盘西化色彩,因西版的本本属于西方文明的产物,隶属于西方文脉,照抄照搬或囫囵吞枣必然导致我们中华文化的西化,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列,不但抛弃了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而且也违背了我们“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

前些年在草根网曾遇到过一位马列专家,他在“文革”期间曾经是某党校教员,一生只学马列,认为“只读马列就足够了,其它一概不学”,其水平堪比王明博古,有关论述张口就来,说其“对马列倒背如流”也不为过,但改开后由于其坚持本本主义而不能与时俱进,导致其被开除了党籍,并成为社会的监控对象,他自己一直不满。在网络辩论中,若只局限于本本,没人能辩得过他,然而若离开本本他就被动了,自己曾数次试图将其拉出本本从中华文明视角看问题,但他就是不出来,最终在他推出的文章后便没人跟帖发言讨论问题了(说明人们对其自拉自唱已经兴味索然了),只有自己偶尔会说上几句,因自己深知,他代表着我国学术理论界一个很大的类群,若能使其在认识上有所参考借鉴,那会将其转化为一种巨大的能量,可惜最终我们谁也没能说服谁。

马列属于西方文明发展的精髓,其劳动原理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思想指导,也属于我们需要着重消化吸收的重要内容,但如果违背去芜存菁原则,任由本本主义照抄照搬,对其西方哲学理论不加以过滤,并任由其对我们中华文脉“大闹天宫”,甚至喧宾夺主,把我们中华理论体系挤兑得没有立锥之地,那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所以,在我党历史上所发生并反复出现的本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争,其在深层次实质上就属于西方理论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之争,也属于在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究竟是遵从西方文脉还是遵从我们中华文脉之争。

(2)正确主张曾一度颇受排挤。在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封建革命目标上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其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由于国共两党所依据的理论和最终的发展方向不同,革命的目的和所依靠的社会力量也就不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发动并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展起来后,其不但在我们党内颇受歧视并屡受排挤,而且也被国民党右派说成是“痞子运动”,并导致了国共分裂,从此国共两党终于分道扬镳。

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而这项工作实质上就属于我们中华文脉的长项,所以,我们党政治思想理论实质上在不知不觉中由我们中华文明在发挥着作用。

2.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曾被那些马列秀才们说成是“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并被戏称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但事实却一次次证明,正是这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拯救了我们党和红军,并使我国革命一步步走向了胜利。

(1)“马列中国化”实质成为了中华文明复兴的开端。如果说毛泽东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推动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恐怕许多学者不会赞同,但其实质上这一进程却真实地存在着(如《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的运用就在有力说明着这一问题),并且走得非常艰难,毛泽东曾被排挤出中央和根据地领导行列。试想,在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并对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全盘否定的背景下,启动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是何其艰难!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革命在一次次试错和一次次失败中最终证实,只有毛泽东所倡导并遵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使我国革命转危为安,并最终走向胜利,由此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他特别重视我国新文化建设的问题,将马列纳入我们中华文脉属于伟人未竟的事业,也是其最终心有不甘的遗憾。

(2)马列一直充当我党的应用理论。根据对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分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党虽然没有明确自己的基础理论,但将马列一直当做应用理论运用却是非常明确的。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序言中曾重点介绍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说明其本身就属于应用理论,所研究的“阶级社会”也类属于断代史研究,运用其指导研究中国通史并不相宜(这一条可为那些正在研究中华文明的专家们提供参考)。

2) 毛泽东在延安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题写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校训,自此开始,“实事求是”在中共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原则就包含着灵活运用的内涵。

毛泽东思想还有一大贡献,那就是“反对本本主义”,而反对本本主义的本身,其中就蕴含着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反对西方理论问题。这在当时反映得并不清楚,但现在看来它却逐渐凸显了出来,因仅靠灵活运用仍然解决不了理论的深层次问题,它仍然深受本本主义影响,其明显证据就是仍然在运用哲学思维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产生了很大的负作用。

3.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摸着石头过河。“文革”结束后,针对“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和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邓小平率领我党将我国的发展战略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摸着石头过河,“一心一意谋发展”,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的改革开放,其首先是思想理论的大解放,克服了“姓社姓资”的束缚,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好就怎么发展,由此我国生产力焕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保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从而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于“摸着石头过河”问题,许多学者对其不甚理解,认为邓小平不懂理论,但不要忘了,他是最早留法流苏的知识分子之一,正是因为其太懂西方理论,并结合其在我们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弊端,才勇毅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其实这句非常朴实的话蕴含着非常朴实的道理,其核心是反对本本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讲:“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根据对近现代科学考察并回眸往事,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本本主义说明,他坚持马列思想,但不认同其本本主义的哲学理论,充分说明其看问题很具有深度和本质性。但根据其“摸着石头过河”的直白表达,实质上也反映出我们缺失自己本土理论可用的一种无奈或窘境,历史在呼唤着我们中华本土理论需要“重现金身”。

4.习近平:坚持特色发展,赓续中华文脉。很显然,习近平倡导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其不但是要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切发展成果,而且也要继承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还要广采博收世界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集大成,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从而突破一切条条框框,创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不但要达到一种人类文明新境界,而且要在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量变积累基础上,发生一次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质变,其表现形式必须要“从中”,必须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即将其纳入我们中华文脉,从而有力助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通过“中华文明复兴四部曲”这一梳理,中共领导并推动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质上是在艰难中起步,并循序渐进,逐步明朗,其脉络非常清晰,这为我们更深入研究党史也可以多提供一种参考。

注:在本文起草过程中,其第一部分内容本来是接续这里另起一节的,但由于考虑到读者可能急于想了解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我们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探索,所以又重新进行了改写,故将原来的第二部分提到前面去了,特此说明。

读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本文主题应该有所了解了,它是在《钟华论:赓续中华文脉,光耀复兴之路》和《立足中国大地 讲好中国故事》指导下,深刻领悟其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实际性探索,但由于自己才疏学浅,也由于本文所运用的“颠倒颠”思维和视角可能与大家有所不同,对伟人思想的领悟仍有欠全面深刻,所以不妥之处,希望能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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