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下午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以上摘录属于报道的第一自然段，其信息量非常大，基本概括出了总书记讲话的要点，而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浓缩一下便反映出，该讲话是在指导我国学术理论界系统而完整地梳理出中华文明的运行轨迹，以保障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自己的历史发展规律继续阔步前行。尤其需要特别重视第一个要点，“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凭自己记忆，这是除新中国建立之外，我们党又将“当今中国”正式列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其意义非常重大，它在中外文明史上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此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实践创新”必然带动理论创新，从总书记讲话可以看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拉长了历史镜头，要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主线，并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一起抓，从而超脱西方文明，以保障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由此，在中共的引领下，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在回升，那种贯通中华文明历史根脉的巨大能量正在被深度开发出来，并在我们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汇集成一种磅礴的力量，续写新的辉煌。

这一报道令人鼓舞，倍感振奋，虽然我们民科不够专业，但在有限条件下也愿意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中华文明的传承问题也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前文曾根据中华理论构建模式尝试着进行了一下“太极与阴阳”基础理论的现代化梳理，本打算就五行八卦与西方物理学关系继续写下去（这本来属于其一部分），但由于有些问题还意犹未尽，同时在网络研讨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并且涉及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易学》和我们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所以不得不将其裁出来独立成篇，以期能够在研讨中引起大家的更充分重视，并对其进行更深入研讨。

中华历史上从不缺少浅薄之书，更不缺失浅薄之论（有时甚至充斥于道），但历史一次次反复证明，真正能够担纲中华文明传承大任的最终仍属于我们古老的《易经》。据资料介绍：【《易经》被誉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纲领。】既然其属于“总纲领”，那么中华文明复兴的根脉必然是非它莫属，任何自创理论和外来文明都必须要由它所统帅，否则中华文明的发展就会偏离中国“特色、风格、气派”而走向邪路。

一、《易经》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统领地位

在此首先需要声明，自己所谈《易经》和中华之道等原理并非单纯从古籍而来，而是在初涉能量运动考察中自动涌现出来的，它属于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与我们《易经》所产生的一种机缘巧合，或者说缘分所至。由于自己并非科班出身，更没读那么多书，有些古籍甚至是边学边悟，所以如有偏差或不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绝对运动属于中华《易经》之纲

绝对运动不但属于《易经》之纲，而事实上它也恰恰属于宇宙和人类历史之纲。

有关我国《易经》应该被解读为“运动之经”的问题，以及其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已在前文中强调过多次，但由于人微言轻引不起一些“高贵者”的重视，所以本文不得不在此首先谈谈这个问题。

1、建议多研讨一下绝对运动。在我国古籍中找不到“绝对运动”这一称谓，这是由马哲所提到的一个概念，也是通过自然科学考察后结合《易经》解读出来的。在牛顿力学中提到过“绝对空间”，黑格尔哲学中提到过“绝对时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出现了“绝对运动” （只提了一句，为后续研究留出了余地），但我们的《易经》则事实上一直都在阐释着基本矛盾“阴阳”，并由“阴阳”产生了“绝对运动”。而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看出，西方神学（含哲学）正在从宇宙之外走向宇宙之内，而其科学则正在从地球走向太空（如万有引力），也正在向着我们中华文明的方向运动发展或逐步靠拢，这使我们无形中更加增强了自己的文化自信。

中华《易经》为何能纲纪群伦？首先就在于其解决了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这一理论的根本性问题，从而抓住了宇宙学理论的制高点，使后来者都无法超越，也无不宾从。

2、《易经》之“易（运动）”很有深意。通过深入研讨慢慢会发现，最能够将古今中外所有学问与理论统合在一起的，仍然属于我国古代那个“易（运动）”字，不管是我国古代的《道德经》和“气一元论”，还是各种宗教学说和哲学、近现代物理学或力学，以及我们正在研讨的宇宙学与人类学，都可以通过这个“易”字和“易理”将其统合在一起，并且其最能够统合各种争议（其应该经历过长期酝酿），由此不得不由衷地感佩我们古代先贤的慧眼独具，从一个“易（运动）”字入手研究并阐释宇宙与人类社会的诞生、存在和运动，的确是超凡绝伦。所以，我国的《易学》的确属于一种大学问，即便发展到现代，它依然能够夺目而现，并煜煜生辉。

3、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在于绝对运动层面。我国的理论研究，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它在我国近现代历史和社会变革中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还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但其也需要发展，否则就难以保持其生命力。

上面已经提到：要在马恩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挖掘马哲提到的“绝对运动”；下面还将会提到：马恩理论中的“劳动”属于人类社会的绝对运动，这两者都属于绝对运动范畴，都需要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予以深入挖掘并向纵深延展。对此在前文中也进行过考察，其“唯物史观”已经突破了西方哲学的束缚而出现了历史维，并正在向我们中华理论的四维时空靠拢，不应再将其称为西方那种抹杀历史维的“哲学”。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是需要真水平的，通过实践检验已经充分证明，只要善用马克思主义，我国的革命与建设就会顺利发展，而一旦陷入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我国的革命与建设就会遭遇重大损失和挫折，这一方面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水平有高有低，另一方面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原理还有欠深入挖掘。

而马克思主义推动我国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其实都与绝对运动的“劳动”有关，其既贯通“生产力”，也会贯通“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在于绝对运动层面（下面仍会谈到劳动促进我国社会变革问题）。

（二）、绝对运动可统合诸多难题的破解

在我们中华文明复兴之路上，它存在着诸多难题，如：1）中华文明理论《易经》的现代化（其早已为近现代西方宇宙学等备好答案），2）马克思主义本土化，3）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4）对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如何超越，5）中西方文明理论怎样相互融合等。而事实上，这些难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将其合而为一并统合在一起系统解决。而诸如西方中心论，以及西方向我国挑起“信仰战争”等，由绝对运动予以破解，那都会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前些年在考察中就发现，那些科学家们似乎都认为科学界一些困惑或谜团的答案在前沿，所以就都一窝蜂似的努力往前拱，但实质上其最大的问题在身后，其深藏于基础理论和我们古老的《易经》之中。比如绝对运动，它就死死挡住了牛顿、爱因斯坦和霍金等的科学发展之路，这属于他们迈不过去的一道大坎，但我们中华《易经》其实早在数千年之前就等在前面了。所以，绝对运动不但可以解决宗教神学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哲学问题。

不管人们愿意承认与否，宇宙的绝对运动属于一种客观存在，而推动它运动的必然属于其基本矛盾，自宇宙诞生至今，其不可能由第二种矛盾能够产生并推动这种绝对运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阴阳”必须要进行现代化解读，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时代课题。

同理，自人类诞生以来，改造自然属于其第一性需求和运动，任何社会脱离了改造自然就无法生存，所以，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就属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改造自然的劳动便属于其绝对运动，这也就是马恩的人类起源论必须要由我们中华本土理论和思维予以现代化解读的历史需求。

由此，在宇宙学和人类学理论研讨中如果忽略了其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那必然是残缺不全或不完整的，无论如何否认都无法抹杀这一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而通过研讨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就基本可以对不同文明理论做出定性分析，并得出其理论思维结构不同的基本结论了。

而通过中华“阴阳”现代化这一解读，也就基本能够区分清楚中西方科学了，并能够发现它们各自的优长与短板所在。1）西方的物理学虽然近现代发展快速，但却始终将宇宙“第一推动力”归结于上帝，这显然错误；2）我们中华理论虽然早已解决了宇宙的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但对物理学领域的特殊矛盾和相对运动则研究不足，从而应用性有所欠缺而发展滞后，而透过这一基本分析，便为中西方文明理论相互取长补短并相互融合理清了基本的思路。

（三）、将运动与能量相统一可以解开中华传统理论之谜

按照我们中华词义，“国学”指的是“经史子集”的合称，而“经”则主谈理论，所以我国的《易学》便属于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而我们的《易经》则属于其一部理论著作，并在我们国学排序中居于首位，可见我国历来就对理论高看一眼，其事实上具有着统领地位。而这部理论巨著所阐释的大统一理论体系拥有着一套基本的理论结构，那就是：“（从0到1）太极→阴阳→八卦”。

在“大道中华明道研讨团”微信群的研讨中，由于对中华之道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所以又再次搬出了我国的《易经》，于是便产生了下面这段对话（稍有修改）：

【…我们的《易经》所阐释的本意就是现代的运动，所以才敢将其称为“运动之经”。后来，《道德经》将运动的本质阐释为“道”，但还是不够确切（如“惚兮恍兮”），所以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再后来到春秋战国，就发展出“精气学说”和“气一元论”了，于是便“通天下一气耳”。这样就将《易经》、《道德经》和“气一元论”等串在一起了，并且这一线索非常明确，它不但清晰地反映着我们中华文明发展一脉相承，而且还以其为基础理论产生了我们的中医药学，福荫世世代代中华子孙。】

既然《易经》是在阐释“运动”，那么究竟是什么在“运动”和由什么在主导“运动”，这里面既涉及对古代之“气”进行现代化解读的问题，也涉及现代能量与运动的关系问题。因这一问题的研讨正好卡在节骨眼上（正对其产生争论），由此便直接将它们两者合二为一，确定【运动即能量，能量即运动】，经在研讨团微信群中进一步征求意见，大家对此基本形成了共识。

同时也说明，搞理论研究如何选择切入点至关重要，这就更能体现出我国古代先贤从一个“易（运动）”字作为切入点或突破口阐释宇宙之理的超级智慧。

然而，通过梳理我国文明理论的发展也可比较出，西方理论物理学所研究的各种力学：分析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其在逆序追踪的旅途中（参见前文）还没能走到我国“气一元论（能理学）”的发展阶段，甚至还没有进入“惚兮恍兮”之道途，更没有真正跨进我国《易经》的门槛（其力学一直缺失本质）。说句它们不爱听的话，在其寻根不得的一片慌乱中，它们正等待着我们的中华《易经》对其进行收编。

所以，在研讨中华《易经》和中华之道时，不能忘了运动的本质属于“气（能量）”，否则就会抓不住要领，并会跑偏。

（四）、《易经》现代化属于中华文明复兴的最佳方案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我国的《易经》、《道德经》和“气一元论”，甚至中医药学等，实质上所阐释的原理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统一于我国的《易经》，即“能量运动之经”，也即前文中所提“能理学”。

有鉴于此，联系到我们的一系列探讨，最终仍然又要回到我们的《易经》，可见其在我们中华文明中的“总纲领”地位，不得不对其产生由衷的赞叹！为此，自己曾写过一篇《〈易经〉与科学学》进行过探究，虽然当时还对西方哲学认识不深，但它已使我们认识到，在远古时期条件那么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的先祖能够对宇宙自然提炼出运动之理，为我们后世留下了一部“运动之经”，使我们中华子孙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我们的《易学》属于一种大学问，其理论属于一套精妙绝伦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古老《易经》理论的现代化，仍然属于中华文明复兴的最佳方案，仍然需要以其为“总纲领”，任何自创理论和外来文明都难以取代其历史地位。如果我们的《易经》不能复兴，或由外来文明与自创理论将其边缘化，甚至将其纳入西方理论体系，导致我们中华文明中断而不能延续，那都会犯方向性和原则性错误，属于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犯罪。

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对我国古老理论的现代化解读，它能够保障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不至于跑偏或偏离方向，小幅度的左右摇摆属于其允许的范围，但如果触及到其根基及其运行的“大道”，它会及时发出信号并产生一定的矫正作用（比如近现代过火的西化和神化现象），使其重新回归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运行轨道。

（五）、“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任务艰巨

根据我国的经纬学原理，文化是由文明之“经”与其社会化之“纬”共同形成的社会现象，属于历史与时代合鸣，其既包含着文明发展纵向的历史根脉，也包含着其横向社会化的时代特征，属于一种总体性的全面概括。

我国的文化发展属于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体现为我们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毛泽东曾一直挂怀不下，夙愿难偿，十八大以来，我党又将其推向了新的高度，使其上升为四个自信的最厚重内容。2020-9-22新闻联播报道：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其中谈到“十四五”规划文化建设的基础性时曾反复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习近平这一次更是将文化的作用铺开来谈，进一步突出了其基础性作用，足见中共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寄予了厚望。

然而，尝试着找到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只是中华文明理论现代化的一部分，大量工作还有赖于其特殊矛盾和相对运动的时代化，比如怎样将其与近现代物理学等相互接轨并融合，首当其冲便是中医药学的现代化，这方面既有待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待于我们国人（尤其科学家们）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

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已经在中共领导和基层的广泛参与下充分发动了起来，并且势不可转，它仍会继续吸引越来越多国人，尤其是科学家们的广泛参与（目前已有些高知人士参与了进来），并进一步攻坚克难，攻下一个个堡垒，从而越来越成为燎原之势。

二、时代要求我们中华文明理论守正创新

自西学东渐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剧烈的动荡，这固然反映着我们传统理论自身存在着缺欠与不足，但也与极易出现的那种“劣币驱逐良币”陋习有关。

在我党历史上，毛泽东曾领导进行过数次整风，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会议决议》、《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都属于这种整风的指导性文献，由此而统一思想并保障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资本主义和宗教文化余毒在我国也大肆泛滥，对我们中华文明复兴与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形成了严峻地考验，一场更为深刻而更为彻底的整风运动即将展开，中共也早已对其进行了部署，如【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对理论创新和思想创新早已发出了明确的指令。

据个人了解，我国思想信仰中除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没能彻底解决外，其出现动摇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的，从那时起民间开始出现一些宗教组织展开活动，也有些出版物开始偷偷摸摸出现（菜市场有测字算命的《民俗宝典》等出售），后来便慢慢成为了一种公开性活动，导致我国的思想信仰出现了混乱。而怎样整顿这种混乱现象，不但需要上下共同努力，而且需要摸清混乱的原因究竟出在何处，从何处入手才能理出头绪，这是需要进行一番梳理并下些功夫的。

民间的思想信仰非常混乱，梳理起来也头绪繁多，还是从科学界进行梳理较为便利和明确。

（一）、我国科学界思想理论的乱象

从纵向上看，个人认为目前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现代化仍在大量补充内容的时期，也是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形成共识积累能量。而在这一时期，很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作用显然是在为我们中华文明对其的消化吸收提供“化学反应”，并为其增添丰富的营养，这个阶段不可跨越，它应该是有益的。

对于一些科学家信仰佛学的问题，我国科学界的代表人物应该属于朱清时，他在我国可是大名鼎鼎，属于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等职，我国这些年佛学等宗教神学的兴起与这些科学家们存在着很深的关联。大家可以上网搜索，在百度百科现在还可以搜索到于2019-12-27上传的《朱清时 物理学走进阿赖耶识讲座》视频，其中讲“科学家中间有不少人在讲佛学”，也记得前些年曾读到他说过的一句话：“当科学家们爬上一个又一个的山顶时，总发现佛学大师们早已在那里等着了”。对于这个问题，朱院士能够讲出来，说明其还是有些勇气的。

根据朱清时的介绍，目前的科学发展仍然遇到了西方哲学那种“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或“心与物”的关系问题，在这种西方哲学制式思维的主导下，人们往往首先把“心”摆在了“物”或“客观”之上（民间也有些学者正陷入其中难以自拔），反映出其思维的明显特征。但这种特征又与神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即将宇宙时空理解为长宽高三维（事实上没有时间，抽去了中华宇宙学之“宙”），在这种三维时空中，神学是从“创世”角度将整个宇宙在根本上分作上下两层，而哲学则是根据可见物质将其分作上下两层，从而仍然属于西方那种“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浅薄思维，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对于朱清时院士的佛学问题，应该历史地看待，自己不主张上纲上线，而是应将其看做我国科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说明有些科学家们已经从其所擅长的物理学中抬起头来寻找新的出路，并意识到西方物理学背后还存在着更深一层的科学问题没能被揭示出来，它也具有某种冲破西方科学束缚的进步意义。所以从总的发展趋势上来看，这些最终都会归结到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大道上来，这是历史趋势。而从目前研讨的情况看，宗教信仰也显示出要向我们中华之道方向发展的趋势。

简单综合一下，中华文明近现代以来一直在处于左摇摆，右摇摆，而最后其将在这种左右摇摆中朝着一个方向一跃而起，而这个方向虽然目前已经找到（如《易经》现代化），但显然还缺乏一种统一的理性凝聚共识并予以统领，首先便是怎样理解并明辨我们的中华理论思维问题。

（二）、中华思维的基本特征属于四维时空

宇宙和人类历史是其运动内容（注意这点）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累积，属于一个有“经”有“纬”，有骨有肉的综合体或系统工程，其理论也必然属于一个系统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历史不应该在其发生过后就被抛弃，对其的记录需要遵循顺序运动逻辑具有连贯性，需要“历史维+长宽高三维时空”予以概括并展现，这就是我们中华理论与思维存在并传承不息的基本原因和依据。

我国思想理论界的混乱首先在于思维的混乱。就个人观察而言，众多学者所追求的目标都属于中华文明复兴，对这一点不应该存在任何质疑，但对于中西方思维的区别却难以搞清楚，除少数几人外，大多都对我们中华理论思维处于模糊状态，甚至秉持西方那种“制式”的三维思维，互相指责对方属于西方思维，目前这种状况仍处于“百家争鸣”或“军阀混战”中，需要取长补短或去芜存菁予以统一。

不管现在的“诸子百家”如何论争，但对于我国“太极→阴阳→五行八卦”这一理论基本结构没人提出异议，这就为统一大家认识提供了基础，然而我们中华思维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就存在于这一理论的基本结构之中。

对于西方思维的基本特征，通过以上的分析基本搞清楚了，不管是其神学还是哲学，都属于局限于三维时空中那种三维思维，并分作上下两层，这是非常确定的。然而我们的中华思维则不然，它具备着自己特有的基本结构，即：绝对运动+相对运动，或基本矛盾+特殊矛盾，能够容纳并展现这两种矛盾与运动的时空必然属于“历史维+长宽高三维”，它属于四维时空，也被称为四维思维。而三维思维必须要建立在四维思维基础上才能称其为中华思维，因为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没有祖先就没有子孙后代，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所以，缺失历史维那种三维思维应属于西方思维，不属于我们的中华思维，因为它难以反映我们的中华系统论。

理论与思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属于一个问题的两种阐释，没有正确的理论也就没有正确的思维。在此举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比如对于中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理解，许多学者就将其运用西方哲学那种“制式”的三维思维进行解读，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分作上下两层，但实质上这里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包含着思维时空，既包含历史维，也包含现在的三维时空，形而下者之“器”始终处于其包围之中，并不是按上下两层划分的。所以，一定要严格区分中西方思维时空和特征的问题，否则便难以走出思维的误区（这一话题下面还会继续）。

随着我国文化自信的回暖，参与研讨中华之道的学者越来越多，但却较少见探讨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自然也就搞不清中西方“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的区别，有时会不自觉地陷入西方宗教和哲学思维之中，包括有些饱学之士，深究起来居然最终属于神学思维，受“本本”束缚在思想深处对我国改革开放决策重大意义的理解也有欠深入。这固然属于我们教科书长期缺失本土理论教学的责任，但也与自己已经忘却了我们中华本土理论与思维为何物有关。

（三）、统一于中共“从0到1”顺序运动逻辑

2019年4月，中共曾专门召开科教界高校座谈会，提出了“从0到1”基础研究的指导性意见，这一举措不仅局限于科技创新领域，而且也提醒科教界不能只是做西方科学的跟跑者，而是需要从思维深处理出头绪进行创新，从而在根本上实现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在网络研讨中又为0的问题曾发生过争论，似乎有数人声称也发现了0，这在草根网也早已遇到过，并为此展开过多篇文章的论战，但其实没必要就这一问题争论谁先谁后，都应理智地将其服从于中共所提出的“从0到1”方案，这属于我国现代文化繁荣基础上对“诸子百家”的又一次“书同文”，所以在前文中已经将自己那种不土不洋的“0→历史→现在”自觉修改为“从0到1→历史→现在”，希望其他同道也能这样做。

在我国古老理论中，“太极”代表着什么，“阴阳”从何而来并怎样运动，需要对其做出现代化阐释，那么我国高层所提出的“从0到1”在理论研讨中自然也应包括这一课题。但在此也对有些学者说句泄气话，古典固然重要，但这一问题的现代化答案绝不会在故纸堆中，要论翻故纸堆，国家掌握资料最全，聚集专家最多，他们都翻了多少年也没有得出其现代化答案，所以不得不将目光转向近现代科学与无字之书，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找到出路。由此，高层提出的“从0到1”方案是很值得深思并予以深刻领会的。

（四）、再谈无神论与有神论以及西方哲学思维问题

根据我们传统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阐释，运用现代语言予以理解，形而上者指的是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它是不可见的，而形而下者则指的是各种可见事物相互之间的特殊矛盾与相对运动，两者不可以混为一谈，也不可以将其与西方那种“制式”的上下层结构的三维思维相混淆。

现在经常看到一些学者在研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但往往是将其看成是天或神在上，而地或物质在下那种关系，为此，提供一些意见供大家参考。

1、西方之神居于宇宙之上。西方的上帝不但存在于宇宙诞生之前，而且始终居于宇宙之上，操控着宇宙和人类社会（绝对）运动的一切，这非常明确。

2、中国之神居于宇宙之内。中国的神仙居于天上，明显属于宇宙之内，并试图干涉社会思维，但即便信仰者对其也是半信半疑，并与《易经》和道学联系在一起，这也非常明确。

为中西方宗教的区别问题，曾在草根网专门向一位造诣颇深的佛教徒请教，但他也说不出来，可见宗教之间也一直存在着相互隔膜的问题，说明其胸怀和思维存在着局限性，难以包容一切。

3、中华之道包围着有形事物。虽然对此上面已经有所研讨，但它属于我们中华思维的关键之处，所以需要给予特别重视。

这里正是许多学者思维容易走岔路的地方，在对那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理解中，并没有将其理解为我们中华的四维时空，而是将其简单地理解成“道与器”的上下关系了，而这种理解与有神论和西方那种哲学在思维本质上存在着某种简单化的共性。

根据宇宙运动的实际和古籍对“道”的阐释，我们中华的“形而上者”实质指的是“气（能量）”运动，它弥漫于整个宇宙之中，一直推动着“阴阳（正负能）”在绝对运动，包围着所有可见或有形事物，我们大家一直就处于其这种包围之中，它就在我们身边，一直与我们形影不离，所以不能将其理解成有形事物之上，而是应该将有形事物理解为处于其包围之中，这种情况也与宇宙膨胀的基本事实完全相符。

根据对我国五行八卦的思考，它所阐释的实质属于有形事物的能量运动，即有形事物相互之间能量的相对运动，其涉及能量运动与物质运动的关系问题，这会在下文中专门予以研讨。

由此，我们的中华之道不能盲目排外，需要博采众长，它与西方物理学等实质上属于一种运动的“本质与现象”关系，也属于一种基础理论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如中西医药学就属于这种关系），西方科学对一些现象的研究还是很有长处的，这样理解起来可能就可以将中西方科学的关系摆正并能够通顺一些了。

4、哲学居于有形事物之上。西方哲学虽然迷惑性很强，但其实质上属于唯心论的产物，它是从有形事物中抽象产生的，属于抛弃历史维人为规定的一种思维与阐释，并始终居于有形事物之上，这同样也非常明确。

根据与一些网友思维的交流与观察，发现他们的问题主要就发生在对“形而上”认识与理解的偏差问题上，由此而难以搞清中西方理论与思维的区别。尤其是“心物论”之说，其始终将自己或人之“心”与有形事物构成上下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看到任何有形事物，他们就都会在其上面先放上自己一颗“心”，由自己的“心”来观之认知，并由其“心”来说了算，其实质上仍然是难以摆脱有神论和哲学思维，不但导致自己的思维与自然的存在和运动产生了严重的不符，也严重阻碍着其对我国传统理论的正确理解。

（五）、“劳动”改变了我国的文化生态

在理论研讨中需要把握两点：1）中华文明，2）马克思主义，这属于我们进行理论研讨的基本盘，无论哪一个都不能抛弃，否则就会犯历史性错误。通过梳理就会看出，我们的中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补充完善和矫正作用，而同样，马克思主义对我国传统理论也具有一定的补充完善和矫正作用，它们两者相互促进，并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革命与建设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但深刻影响了我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而且促使我国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并且也正在对我国当代的社会变革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但许多人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不需要对其进行一分为二分析，并由此而形成了某种固化思维，严重阻碍着其向前发展。

在此特别强调“劳动”问题，因为这属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内容，而通过这种本土化，它不但弥补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缺欠，而且也改变了我国的（儒学等）文化生态。

本小节将“劳动”概念特别突出出来，是因为它属于链接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环节。对此可以这样说，1）我国传统文化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一直没能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所以也就缺失将劳动作为立论基础的历史缺欠；2）马恩虽然追究出了人类起源问题，但由于西方哲学思维的影响，还没能整理出像我们中华理论那种“绝对运动+相对运动”的理论框架基本结构（如同其哲学中只提了一句“绝对运动”而没能继续深入一样），对其的基础性作用仍有欠凸显，这些都需要根据“从0到1”顺序运动逻辑予以重新梳理并整合，否则既难以挖掘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难以使其实现我们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世界科学理论的混乱与我们国内是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理论思维一统天下的局面因我们中华崛起正在被逐步打破。由于文化自信的逐步复燃，我们国内（尤其在民间）也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西方理论思维目前正处于激烈交锋之中。但从情况分析，崇尚中华理论思维的学者除少数人外，有一点大多做得还是有些不够到位，如对宇宙本原和人类本原的重视仍然不够。虽然我们国内由于传统的“气一元论”和马恩的人类起源论坐底有些根基，但在理论研讨中对其重视不够的现象也大量存在，比如在探究中华古代自然科学理论时许多都抽去了“气（能量）”运动，而在探究社会科学时也往往忽视了“劳动”的基础性作用。

在我国古代，一般用“劳”和“作”来说明劳动，而“劳动”二字则属于客套话，意思是“有劳”、“惊动”、“麻烦您了”，与现在的“劳动”一词概念完全不同。大概是在西学东渐的高潮中，一些留日学者将其从日本翻译了过来，而真正将“劳动”概念引入中国并使其成为我国文化生态中的重要概念，则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恩虽然从未直接对“文化”进行过论述和界定，但其事实上一直将其作为自己“上层建筑”理论的重要内容，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运用中，它则具有了明确的文化含义（在这里就与那种“本本主义”出现了根本性的分野），比如毛泽东那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便代表着中共所倡导的文化发展方向，也由此而改变了我国的文化生态。现在我国正在大中小学教育中大力普及劳动教育，培养劳动意识，并建立劳动信仰，从而引导这种意识与信仰逐渐成为我们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然而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基本一直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动一直被认为属于卑贱者的活动（这与资本主义理论也多少有些相通），即便现代社会，劳动对一些“之乎者也”者也属于一种陌生的概念，自己在网络讨论中就曾数次遇到过这种情况，并为此展开过多次激烈辩论。一开始，有些文化人居然认为普通动物也会劳动，比如举例说蜜蜂采蜜等也属于劳动，大概是将一些童话故事也当成自己的知识积累了。现在总算较原来好些了，不再有人坚持普通动物也会劳动了（而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还存有疑问），但有些学者却从不认为劳动应该属于我们社会主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建设，从不认为人类存在着绝对运动（从不提这一点），那种“劳心者治人”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甚至还有些饱读诗书的学者信仰有神论（比例真的不小），可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也反映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

自己并不赞同照抄照搬那种本本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本质内容与合理成分必须要坚持，并且还应发扬光大，比如马恩的人类起源和进化论，这是其对世界科学最大的突破和历史贡献，它说明了以下几大问题：

1、劳动推动我国进行社会变革。这里就需要将劳动与上面所提到的“绝对运动”联系在一起了，虽然我国也曾出现过“阶级斗争”思潮，但其是与劳动连为一体的，最终都由劳动对其进行了矫正（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劳动才属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线，并且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仍将会沿着这条主线而继续前行。

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是由马克思主义所点燃的，它使我们中国实现了独立自主而建立了新中国，并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巨变，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也将我们中华文明推进到了一种新的发展阶段。这方面文章很多，恕不多言。

但在此可以大胆概括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原理曾第一次引燃了中国的深刻社会变革，推动我国建立了由劳动（人民）思想主导的新中国（这是事实），而随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继续深入，它将再次引燃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使我国成为更加文明型国家。个人认为这样概括绝非虚言，而是其正在实际中运行，并处于上下共同推动中。

2、劳动属于人类社会的绝对运动。人与自然的矛盾属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经纬学原理中它主导着人类社会“经”向的绝对运动，这一点不容置疑。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如果不劳动，人类就要返祖退化到普通动物界，也就没有人类社会可言，这非常明确。

3、劳动阐释着人性的本质。没有劳动，连人类都没有，哪还会有什么人性可言？

4、劳动的绝对运动可以复燃我国的传统理论与思维。在前文中曾多次强调过，我国传统的理论与思维结构属于四维运动时空（即“历史维+长宽高三维”），而西方（哲学）思维则属于三维时空，由于我国一直贯彻西方那种哲学教育，人们的思维一直局限于“制式”的三维时空中难以伸展，其不但抹灭了我们中华的经纬学原理和思维，而且也束缚着劳动的绝对运动难以解放，除难以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外，也严重阻碍着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5、劳动的绝对运动否定了有神论和哲学。西方科学理论一直缺失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而这正是它们的硬伤，因为其一直都是由上帝在主导着这种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但由于许多学者从不熟悉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是什么，更不明了它对有神论和哲学的釜底抽薪作用，甚至不知道中华之道主要就是在阐释绝对运动，由此而运用西方哲学那种三维思维对其予以理解与阐释，所以一直区分不清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本质区别，甚至还有不少人竟然倒向了有神论，这种现象在我国具有着某种倾向性，有些基督徒正在利用这种模糊性向我国传播有神论，意图改造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将其与我国教育界存在的思政课难讲和那种“三失”现象联系在一起，其实它们是一体的，都属于理论和思维问题，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由于宇宙学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澄清（如大爆炸能量从何而来），但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却事实非常清楚，并且证据确凿，所以通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完全可以将人类社会的绝对运动与人性等非常明确地确定下来，以利社会统一思想和共识，共同为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然而现在一个关键障碍就是西方哲学，因为它属于三维思维时空，始终束缚着我们中华的四维思维，从而使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难以展现出来，严重阻碍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网络中争论的许多问题都产生于这个方面。其实大家的心情都互相可以理解，都拥有一颗爱国心，但因区分不清中西方思维，这种内部论争时有爆发，并互相指责对方属于西方思维（事实上都与西方思维难脱干系），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最终仍然僵持不下。而通过这种论争也使人能够隐隐感觉到，大家思维中的中华因素也在悄然增长中。

（六）、尝试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性分析

就我们研讨《易学》原理的实用性来讲，最实用的应该属于中华人类学（即“哲学社会科学”、中华社会科学系统论、马恩人类进化论或社会学等），它首先就涉及到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定性分析（甚至包括我们的党性），而这种定性分析则属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给出的最基本答案，这在前文中早已进行过阐述，但研讨团许多人却并不了解。

从根本上来讲，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由三方面因素促成：1）中华传统文明，2）马克思主义，3）国内外发展环境，这既属于其三大历史成因和基本底色，也属于其时代特征。

这三大因素缺一不可，1）中华大地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既属于中华文明条件下的产物，也属于根据其“历史周期率”和传统文明发展瓶颈制约所做出的重要抉择，面对列强入侵、内战不止和民不聊生等重重危机，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引种马克思主义属于我国社会主义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它也属于对我国传统文明进行改良的必然选择，但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不可取，我国的十年动乱和前苏联的失败已为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3）与世界经济发展接轨，使我国的建设适应国际大环境，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生存的需要，也属于其发展的需要，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改革开放之举非常必要，也非常正确。

在中华民族渡过危机并重新崛起的历史转折中，中共一直在发挥着领导作用，历史也充分证明，如果没有这种领导，我国社会仍将会乱作一团，这方面文章很多，在此从略。

根据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根脉予以梳理，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得我们的古老文明补充了新鲜血液，重新焕发了生机，并正在茁壮成长。这方面也在前文中列举过很多，所以在此也从略。

按照中华人类学或马恩人类进化论所给出的基本矛盾进行定性分析，在人类进化的“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属于“人性（劳动）”性质，这既属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也属于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非常明确，与一些著名学者将我们中国称为“文明型国家”完全相符。

根据历史的发展，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华文明历史上，现在正前进在一种“新时代”之中（较官科的解释意义还大，也囊括更广），按照我国的经纬学原理，其既体现出我们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也体现着现代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特征，所以，希望那些史学家们能够尊重我们中华文明传统的经纬学原理，对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更为负责任的概括与总结。特注：中华经纬学突出的是“四维思维结构（历史维+长宽高三维）”，功能齐全，尤为突出的是以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作为基础理论，而西方哲学则仅仅属于“三维思维结构”，缺失基础理论，运用其阐释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现代文明是难以胜任的。

所以，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不是复古，二不是西化，而是在广采博收其它文明成果基础上，继续沿着我们中华文明运行的历史轨迹，昂首阔步，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