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四个自信”的引领下，我国的本土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快速推进，但也遇到了一道大坎，即西方的“哲学”问题，它横亘在中西方理论与思维中间，严重制约着我国的本土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向前发展。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一样，我国自古就没有“哲学”，因为我们的本土理论属于本质学，其基本结构为“基本矛盾+特殊矛盾”，其中根本就没有“哲学”的立足之地，但近现代以来我国却热炒起“哲学”理论，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其究竟是出自马恩学说原理还是出自教科书？我们教科书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否存在着串味的嫌疑？这些问题很值得继续深入追究。

近现代以来，我国的教育主要是以西学为主，国学研究和教育日趋式微，随着西学的日益强势，我国文化出现了严重的西化现象，从而引起了国人的高度警觉。正巧，自己私下正在与某位哲学家一起就“哲学”、“科学”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着深入探讨，他认为：坚持哲学和阶级斗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反对哲学和阶级斗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而这种观点代表着我国学术理论界一个很大的群体，类属于屡禁不止的“本本主义”学派。而我国这种导致文化西化并曾带来数次巨大危害的“本本主义”学风，主要是由教科书“教化”所造成的，对此，我们底层虽然才疏学浅，但对教科书所灌输的“哲学”与“科学”等理论却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下面就谈出来供大家参考。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马恩原理与教科书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的教科书中，“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最为显要的位置，当初自己也曾与大家一样，可以说对其有些偏爱，其中的许多概念甚至都能够背下来，但通过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诞生、存在和运动实际的考察，再回过头深入研读马恩原著及其原理，却发觉其与我们的教科书有所出入，现在就采用“庖丁解牛”的方式对其进行一下系统性剖析。

（一）、西方哲学理论体系的实质

大家知道，西方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三大块：神学、哲学与科学（罗素分类），其这三大块并不像中国的《易经》和《气一元论》那样一开始就统一在一起，而是一直都处于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状态，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其神学，而是主要探讨其哲学与科学问题。

在此我们直接开门见山，先参考一段有关哲学的资料介绍：【哲学理论的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我们知道，哲学理论系统或体系中的对象，在实际上就是社会与自然事物运动的现象，本质及其规律。哲学理论系统或体系中的相关概念，则是与哲学理论相关事物运动的本质属性。哲学理论对象与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概念能够反映出对象的运动现象中的本质属性。而概念对于相关的对象的主要功能就是对其进行抽象或概括。】

通过这段资料介绍看得很清楚了，它说明了以下两大根本性问题：

1、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都属于现象学。在前文考察中曾说西方科学属于现象学，而哲学是由现象抽象而生的一种理论，也许有人认为自己才疏学浅，这样说不足以服众，那么在此通过以上资料介绍，结合字典对“社会科学”的定义：【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就进一步证实了西方现代科学的现象学本质。

严格来讲，一种只能反映现象的科学，其本质是半唯心的，因为其没能反映自然与社会的本质，不能反映其全部内容，属于“以偏概全”的一种科学。

2、哲学是由概念而组成的一套“皮影戏”理论。通过资料介绍交代得很清楚，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属于“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其哲学属于由“对象”抽象而生并得以存活的一些“形而上学”概念，它始终脱离事实并漂浮于事实之上，从不能“唯物”，“抽象”的本身已经决定了其这一本质，实质上它就属于一种“皮影戏”，其属于迷惑人的一种假把戏，纯粹属于伪论。

在“半唯心”科学基础上进行抽象，再由其所产生的概念构成哲学，其势必会进一步脱离实际（再往上一步就是“上帝”），所以，由现象基础上抽象而生的哲学，实质上属于一种双料唯心论。

根据罗素的分类也说明，哲学【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由此也基本可以看出西方理论的发展正处于“神学、哲学与科学”既相互打架又相互联系的阶段，还没能形成将这三种理论融为一体的那种《大统一理论》。同时也说明，哲学属于由神学向科学过渡过程中的一种“形而上学”产物。

特注：在阅读和与人讨论过程中发现，有些学者将中医“辨症施治”中的“辨症”理解并阐释成“辨证”，继而又阐释成“辩证”，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相混淆，出现了严重的西化现象。尽管其是在为中医药辩解，但仍难掩其被西化的痕迹，依然是“中招”了。

3、“哲学三大规律”不能称其为“本质”。我们都很熟悉，哲学的三大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而这三大规律明显属于黑格尔辩证法，属于不折不扣的西方哲学。虽然编写者为其冠以“唯物”，但由于“辩证法”的抽象性质所决定，它只能脱离“唯物”而存活，所以它们两者无法拼凑在一起，因为其本身就存在着“水火不容”的根本性矛盾。

在“对立统一规律”释义中进一步阐释说，【对立统一规律讲的是“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基本动力”】，然而“事物的内部矛盾”究竟是什么则没有阐释出来，导致人们出现了乱拼“矛盾”乱解释的现象（下面会继续探讨）。

再请看上面的资料介绍，其中提到了“本质及其规律”，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哲学真能够通过抽象抓住“本质”（如“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本质”是不可以靠抽象产生的，更不可以“形而上学”，由抽象产生的这种飘飘忽忽的“规律”更不能将其称为“本质”，因为它并不能推动事物运动。由此看出，在哲学理论阐释中，它在此事实上打了个马虎眼：1）根据“透过现象看本质”，似乎“本质”是由哲学抽象而产生的。再请看上面的资料介绍，“哲学理论系统或体系中的相关概念，则是与哲学理论相关事物运动的本质属性”和“概念能够反映出对象的运动现象中的本质属性”，这也说明，其所阐释的哲学概念便属于“相关事物运动的本质属性”；2）“（对象）实际上就是社会与自然事物运动的现象，本质及其规律”，似乎又在说“本质”是由科学产生的，其既含含糊糊说哲学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又说“对象”本身就已经搞定了“本质”，来了个“十三不靠”，而事实上它们谁也没能够搞定“本质”这一最关键最根本性问题。但人们一般不会注意这种“对象与概念”互相扯皮的矛盾解释，通过这种互相推诿并互相扯皮的释义，误导人们认为其理论体系中已经包含着“本质”，并误导人们将“规律”作为“本质”。然而“规律”就是规律，类属于“形而上学”，它较本质的矛盾运动毕竟还浅着一层，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其真正解决了“本质”问题，又怎能还信奉“上帝创世”之说？！

根据罗素对西方理论三大块的分类，结合以上探讨，事实上西方整个理论体系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1）其神学反映“本质”，2）哲学反映“规律”，3）而科学则反映“现象”，并且“本质、规律与现象”在暗中仍然联系为一个整体，其神学与哲学属于“形而上学”，而其科学则属于“形而下学”，其自己已经基本阐释清楚了，无可争辩。

“三大规律”基本能够代表西方最顶级的哲学理论体系，而一个从没能搞清楚宇宙和人类社会本质的理论体系却能够风靡全球，并能够统治整个世界科学理论界的思维，其影响和作用远超宗教神学，可谓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

4、西方的逻辑思维严重威胁着我们的中华文明。在接受西方哲学学说时，必然要接受其“逻辑思维”，这属于其思维基本的方式方法，它们都是在“概念”基础上进行思考，并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逻辑思维也被称为“抽象思维”，其是由“概念、判断、推理”而构成的“思维规律”，其既属于逆序运动逻辑又属于“形而上学”，而我们中华的思维逻辑则属于“从0到1”或“0→历史→现在”的顺序运动逻辑，并且从不“形而上学”，它们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我国古代“形而上”阐释得是能量的运动，它是“唯物”的，与西方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同，下面会继续探讨。）

那么，是应该继承我们的本土思维逻辑并将其发扬光大，还是要改换门庭转换为西方的思维逻辑？这属于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如果要丢弃我们的本土思维而转换为西方的思维逻辑，那么我们的本土思维就需要“转基因”，不但要将我们的顺序运动逻辑转化为西方的逆序运动逻辑，而且还要由我们的“本根论（唯物论）”转化为西方的“形而上学”，由此也必然导致我们的文化也要被“转基因”并被西化，我国这些年来的西化现象与此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在明了这些之后，那些“本本主义”者们还要继续被其所迷惑吗？还不应该幡然醒悟吗？如果连自己的本土理论都不敢相认并认祖归宗，还如何贯彻中共所倡导的文化自信和文明复兴？

通过以上对西方哲学的辨析非常清楚地说明，它严重影响着我们本土理论的存活和文化自信，也严重制约着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事关重大，不可不察。（通过前文对于我们本土理论和思维的一系列探讨，其已经将西方的逻辑思维冲了个稀里哗啦，令其难以招架。）

根据西方哲学从“对象”中抽象而生的基本事实，其实质属于由人为生成的一种概念游戏，它从不能“唯物”的基本事实铁证如山。由此说明，西方哲学与其神学一样，都属于“形而上学”，它实质上属于其宗教神学的一种现代化翻版，属于彻头彻尾的唯心论。

通过以上刨根究底也说明，跟着西方理论跑，实质上相当于跟着一种“双料唯心论”跑，哪能不跑迷路？但可悲的是，我国许多专家学者跑迷了路，却还稀里糊涂死活不认账，硬说自己“跑”的对，就跟醉汉指说别人喝醉酒一样。

（二）、马恩原理与西方哲学存在着根本性区别

我们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属于“（黑格尔）辩证法”，而根据考察，这是强加给两位伟人的一种“哲学”，追究其原因，其可能与我国从前苏联趸来的教科书有关（经查，将“唯物”与“辩证法”拼凑在一起属于普列汉诺夫所为）。但通过考察得知，马恩事实上一直都在批判唯心论，一直都在反对并批判西方哲学。

为分辨清楚这一问题，那就不得不运用我们中华的顺序运动逻辑与思维，因为经考察，在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中，唯有我们中华古代理论的基本结构是最为符合事实，也是最为完整的，它不但具备经纬分明的“基本矛盾+特殊矛盾”理论结构，而且贯穿着顺序运动逻辑，其属于衡量其它理论体系的一种标准模式和基本依据。

关于马恩原理与西方哲学的区别问题，其实在我们所学的知识中早已明确了出来，只是由于人们忽视我们本土理论与思维的研究，而一直缺失审理的依据，从而将马恩原理与西方哲学混在一起不加区分，导致出现了系统性混乱。

1、“（黑格尔）辩证法”属于逆序运动逻辑。由于其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思维明显属于逆序运动逻辑，由其所“辩证”出的所谓“本质”是通过抽象而产生的，显然不符合马恩“唯物”的内涵，也显然属于西方的哲学范畴，其与马恩原理格格不入（如果西方“辩证法”合理，恩格斯又何苦再创建“自然辩证法”？）。

（1）、“（黑格尔）辩证法”属于典型的唯心论。正如上面所述，“（黑格尔）辩证法”从不“唯物”，属于典型的唯心论。大家都应该熟悉哲学概念，它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但这门学说建立数千年来，它从没能搞清楚“世界观”问题，从没能真正搞清楚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然而却能够构建成这样一大套理论或学说，并且还能够世世代代迷倒了许多许多人，也包括我国的许多专家学者，可见其迷惑性之强，危害性之大。

（2）、马恩批判并推翻了哲学。马恩两位伟人一直是坚决反对并批判唯心论的，并且其学说与西方的现象学不同，侧重于研究本质，所以他们反对并推翻了哲学。

对于这个问题，前面曾专门写了一篇《中西方理论两个制高点与文明同化》进行过考证，现就再次回忆其中一些内容供大家参考：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考茨基给出了一种中肯的评价：【马克思没有宣布一种哲学，而是宣告了一切哲学的终结】。通过这句话就能深刻领会马恩为什么强调“唯物论”并批判哲学的原因了，从中也能隐隐感觉出导致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理论问题（考茨基曾被前苏联理论界所批判）。

【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恩格斯《反杜林论》】。这就充分说明，马恩原理与我们的中华理论属于异曲同工，它们都着重反映事物运动的本质，而不是停留于现象的浅层。由此也就更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曾先后五次声明【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了，因为许多人对其理论并不是从本质学角度理解，而是将其混同于哲学或现象学，难以领悟其深邃的本意。

所以，学习与领悟马克思主义原理首先要解决“唯物论（即中华“本根论”）”的问题，正如前文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其“唯物”事实上就是“唯根”，也就是“唯本质”，由此，马恩的“唯物论”（也需现代化并进一步明确）实质上与我们的《气一元论》是相通的。而如果将其与西方哲学搅在一起，那就等于毁了马克思主义。

2、马恩的“唯物史观”属于顺序运动逻辑。根据我们的中华理论与思维，马恩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它明显属于顺序运动逻辑，其说明两位伟人早已对“辩证法”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使其形成了与西方哲学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理论和思维。

根据顺序与逆序运动逻辑比对马恩的“唯物史观”与“（黑格尔）辩证法”，说明我们教科书中所谓的“哲学”属于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应该是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混同了），它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并且与其存在着“水火不容”的根本性矛盾。

3、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才是既“唯物”又遵循顺序运动逻辑。这一点也毫无疑问，其“自然辩证法”中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虽然没有明说，但它自始至终都属于“唯物主义”，也属于顺序运动逻辑和思维，与“唯物史观”相映成辉，其显然也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矫正（但恩格斯似乎并没有这样说，此悬疑留待我们后人思考）。

4、马恩原理与我们中华理论殊途同归。这一点可参考前文《“以中解马”还是“以西解马”，结果会大相径庭》。由此，应努力将马恩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和“自然辩证法”与西方哲学区分开来，事实上它已经不属于西方哲学，而是与我们的中华理论和思维殊途同归，将它们两者合为一体属于理所应当。

（三）、只有大开大合才能实现“中体西用”

有关西方哲学的本质问题，通过以上探究无需多说，它属于典型的唯心论，在本质上隶属于西方的宗教神学，在 “中体西用”与“洋为中用”过程中不在我们的思考之列，关键问题是马恩原理，其属于西方理论体系中萌生出的一株新芽，既存在着合理成分，也存在着西方理论的遗留因素（如一些概念），需要我们予以认真地分析鉴别，只有通过大开大合才能将其融合进我们的本土理论体系，从而实现其“本土化”。

1、马克思主义属于从西方理论体系中萌发的一株新芽。这样说可能会使得那些“本本主义”者们难以接受（他们都将其视为顶点），但我们需要尊重自然，尊重事实，请看目前我们现代的汉语工具书是怎样解释现代“社会科学”的。

【社会科学（在线汉语字典）：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现代工具书的这一释义阐释得非常清楚，科学界一直以来所研究的“社会科学”属于“现象”学，并非“本质”学，需要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

我国古代的《易经》和《气一元论》等，是经过诸多先贤和多少代人的共同努力才逐渐形成并成熟起来的，也经受住了历史的反复检验，并在与各种各样理论的碰撞中而屹立不倒，继续生生不息，而在西方，直到近代才从其宗教神学和哲学理论体系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萌生出了一株理论新芽，它需要茁壮成长，但也得承认，它显得还有些稚嫩，需要我们后继者对其不断地予以补充完善，培育发展，唯有如此它才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然而吊诡的是，我们许多“本本主义”者却不辨真伪，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观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西方哲学搅在了一起，使新生与腐朽混为一谈，等于将这株新芽埋没于污泥并扼杀于摇篮之中。同时，它也带动我国的文化建设出现了“西肥中瘦”的局面，许多学者甚至从不了解我国还存在自己的本土理论一说，更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原理实质上与我们的本土理论和思维相通。

2、“阶级斗争”属于社会运动现象，并非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问题中，其争论的一个核心便是“阶级斗争”问题，但其通过一个问句就能发现其问题所在，如：“人类究竟是诞生于阶级斗争，还是诞生于劳动？”再如：“人类究竟是靠阶级斗争生存，还是靠劳动生存？”很显然，通过这一问就非常明确地反映出，“阶级斗争”属于社会运动现象，它并非属于人类社会诞生、存在和运动的本质，这非常明确。

即便在西方哲学中，它也存在着“本质与现象”概念之分，而通过对现代“社会科学”的一般性释义却道出了其研究的范围和局限性，它在总体上仍然属于“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这无可非议，不容置辩。

但也需要承认，“阶级斗争”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属于一种纵向运动思考，属于顺序运动逻辑，它在西方的三维理论时空中引出了历史维，从而出现了“历史维+三维时空”的雏形，为西方理论时空由三维向四维进化开了一个好头，这是其非常积极的一面，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其同时也存在着自己的不足与缺欠，因其并没有通到人类诞生与运动的本根“劳动”，还没能做到真正的“唯物”，由此恩格斯才又撰写了一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增补，从而为其补充了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必须的“本质”要素，并使其逐步完善了起来。这也是铁的事实，不容置辩。

3、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需要其概念的本土化。在中华理论对马恩原理统合并“本土化”的过程中，有关一些概念的问题是需要通盘考虑的，比如，我国自古就没有“哲学”，在其“基本矛盾+特殊矛盾”理论结构中根本就没有“哲学”的立足之地，因为其一开始就解决了宇宙的本根或本质属于“气（能量）”这一根本性问题，其立论基础属于马恩所追求的那种不折不扣的“唯物论”，并严格遵循着自然的顺序运动逻辑，其已经没有了西方哲学那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论与思维存在的必要和空间，因为它已首先得出了“本质”，并且直接覆盖了西方的神学、哲学与科学（这也是我国的《易经》和《气一元论》属于《大统一理论》的有力证据），由此我们的学术理论界是否还要继续像恩格斯那样将其运用“自然辩证法”相称？是否应该将其转化为我们本土理论术语予以替代？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自己的观点，在我国传统理论消化吸收马恩理论的同时，正好可以将西方科学及其哲学中的一些合理成分一并吸收进我们的中华理论体系中来，从而做到“中体西用”和“洋为中用”，比如：1）马恩的“唯物史观”和“自然辩证法”事实上就属于我国社会科学中的顺序运动逻辑，它们本来就是统一的；2）其“阶级斗争”学说事实上就属于我国社会科学中的“阴阳”，将其运用纵向运动逻辑结合恩格斯的人类起源论，正好可以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和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从而使我们“人性（劳动）”的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动物性（寄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本身就属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

至于一些特殊矛盾那就多了，因为它属于人类社会纵向运动发展基础上各种事物间的横向联系和运动，灵活多变，如马恩著述、我国革命与建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运动中都反映出了多种多样的矛盾，它们都因时因地制宜围绕着基本矛盾而运动，从而衍生出许多种现象，这可由一些专业学者予以概括和总结。

探讨至此，由于清晰地反映出了人类社会诞生、存在和运动的“本质与现象”，并将中西方理论区分为本质学与现象学，并且以上有个括号中也为中国的“形而上”留出了伏笔，它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中西方“矛盾”概念的辨析问题，所以，需要另立一节予以专门探究。

二、中西方“矛盾”概念辨析

“矛盾”属于中西方理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概念，但它们的概念却存在着严格的区别，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我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在向西看齐，所以随同我们的本土理论一起，我国的“阴阳”概念也处于被严重西化中。有鉴于此，下面就尝试着辨析一下中西方“矛盾”概念的不同。由于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也由于大家对西方的“矛盾”概念较为熟悉，所以辨析中主要探讨我们本土理论中“矛盾”的含义及其运用。

（一）、我国古代理论中也存在“形而上”概念

在我国古代的《周易•系辞上》中有句名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明我国理论中也存在着“形而上学”概念，但它与西方的“形而上学”存在着性质的不同。通过以上探究反映出，西方的“形而上学”中隐居着上帝（其无法生成基本矛盾），而我国的“形而上学”中则隐居着“阴阳”的基本矛盾运动。从根本上来讲，中西方文明之争事实上就属于两种“形而上学”之争，也属于宗教文明与阴阳文明之争。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一问题进一步凸显并明确了出来。

既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存在着本质与现象之别，那么也就必然存在着本质的矛盾运动与现象的矛盾运动相区别的问题，所以对“矛盾”的不同理解与运用在理论中便具有着根本性，也事关理论和文化的全盘。

在我们中华系统论之中，存在着基本矛盾与特殊矛盾之分，而西方理论则从没有这种区别，正如上面所谈西方理论存在着神学、哲学与科学三大块一样，其“矛盾”概念也就先天发育不良，比如其基本矛盾之根就深深扎在了宗教神学的土壤之中（如“上帝创世”），由此它们那些理论家们便无法将其理论的三大块统一在一起，更无法形成《大统一理论》，所以在其近现代科学理论中一直都存在着重大理论空档，在本根上存在着先天性顽疾。

基本矛盾问题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并根本性的，它不但决定着科学理论是否完整，也决定着其文明的基本属性，深刻影响着文化的全盘。由此，中西方理论和文化便呈现出根本性不同，反映着对自然与社会认知的不同深度和发展阶段。

（二）、中国自然科学中的“矛盾”与“阴阳”

大家知道，我们的中华文明属于“阴阳文明”，这属于我们国学的鲜明特征，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我国学界在努力向西方靠拢，所以我们国内许多所谓的“哲学家”也努力将中国的“阴阳”解释为西方现象学的“矛盾”，出现了严重的西化现象，抹杀了其在本质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区别，导致许多学术问题掰扯不清。即便有些学者在努力探究我们的中华文明，也存在着不中不西那种思维的病症。

马恩两位伟人早已宣告了“哲学终结论”，但我们教科书却一直在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普及“哲学”，并“狐假虎威”使其成为了我国近现代的一门显学，而根据以上探究，它显然属于“二手马克思主义”，并非属于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但这种“哲学”在中国教育中的普及可说是影响深远，现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基本都属于这种哲学思维，而鲜见还存在我们传统的“阴阳”矛盾思维，这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和文化日益式微的一种显著现象。

我们本土理论的矛盾本质上与古代的“阴阳”同义，其指的是事物本质中所存在的一种矛盾（如“阴气与阳气”），因为它要推动事物的运动，其属于运动之“本”，而西方的矛盾则指的是现象中所存在的一种矛盾，其所反映的属于运动之“标”，这两种矛盾存在着严格的区别。更具体一点说，中国的矛盾指的是能够推动能量运动的矛盾（如正负能、冷热、正负电荷等），而西方的矛盾则指的是物质运动中所呈现出来的矛盾现象（如H2O、CO2等），这样就基本能够将其区分清楚了。

目前西方现代科学都一直在将能量运动也理解并阐释为“粒与子”的运动，意思是能量是以“能量子”的相态存在和运动的，如果其符合事实，那么我国目前就建有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尽管“能量子”很小，但在其长年累月地输送电力后，其在接收端总应该多多少少会积累一些“能量子”吧，而事实上却没有这种现象发生。如果有谁坚持电力是由能量子传递，那就不妨给抓一把出来让大家看看予以证实（几克也成）。而如果电流并不属于由“能量子”所构成并传送，那么为什么非要去检测“暗物质”粒子和“引力子”呢？这种思维是否属于那种“冲着柳树要枣吃”？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着矛盾？

同样，这一问题也在中西方医药学理论中体现了出来，比如中医药学理论中的“五行”（ “八卦”也是一样），其一个“行”字就交代清楚了，它属于各脏器间能量（气，即“本”）的相互运动，而不是各种病征（标）的运动。然而，西医药学理论中则根本就没有能量或“本”这一说，其所反映的全部属于“标”的症候和运动。

中西方理论在“矛盾”这一概念上的区别其实是很大的，反映在现代科学中，即便在“特殊矛盾”这一层次，它们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比如就物质运动来讲，根据我们的本土理论与思维，它应该探究能够推动物质运动的能量运动，这属于物质运动之“本”，而不应该仅仅探究物质运动之“标”（其应该属于能量运动所催动的反应），然而恰恰相反，西方科学中所阐释的物质运动几乎全部属于其运动之“标”（能量运动属于辅助性的），所以其表现得多种多样，非常复杂，这也属于其没能抓住“本”的典型反映。

由于对我们的本土理论理解不深，这在目前的理论探索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比如一些研究中华理论的文章，不但基本矛盾与特殊矛盾不分，而且运用一些现象学对其予以解释，总也说不到点子上，反而徒增了许多不应有的混乱。

所以，我国科学界不应该光跟着西方跑，而是也应该继承我们的传统理论与思维，加强对能量的研究，争取尽早解决对能量运动检测的问题，并尽快解决能量运动为“本”，而物质运动为“标”的问题，由此不但可以解决对暗物质与暗能量的探测问题，而且会从根本上推动科学大革命的早日到来。这样就解决了中西方科学与理论的根本性矛盾，为它们的相互结合就理出了一个基本的轮廓

（三）、中国社会科学中的“矛盾”与“意识形态”

“社会科学”概念是由西方传入我国的，它产生于19世纪，之前其一直由宗教神学所囊括，至今西方仍然认为是“上帝造人”，其社会科学仍然没能与宗教神学撇清关系。而我们中国由于主流文化属于无神论，所以早在公元前就产生了世俗的社会科学（如儒学和道学），这说明我们的先贤早已在深入探究人类社会运动的问题，而西方等对其的研究则一直难以步入正轨，一直在运用宗教神学予以阐释，并且其宗教神学也一直在换来换去，所以世界上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宗教，其“上帝”们整天都在吵架，甚至出现了多次残酷的战争，为人类带来了许多的灾难。

我国古代虽然阐释宇宙自然运用“阴阳思维”，但在阐释社会科学时却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比如其虽然信仰“人性本善”，但却因没能搞清人类起源而没能解决其本根的问题，由此也就难以确准与其形成“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方，往往是以“君子与小人”代之，而严格来讲，这种认知还处于一种本质与现象混合在一起的发展阶段。但也反映出，其大致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由于我们的国学“崇德向善”，并运用“仁义礼智信”等“教化”社会，从而得到了社会的尊崇，所以我国古代将其称为“圣人之学”。而这种“圣人之学”由于世世代代的传承，其在本质上便发挥着由模糊性“基本矛盾”所阐发的“意识形态”功能。

从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说，虽然我们的先贤不如西方的耶稣能吹牛，但我们的“圣人之学”与西方的宗教神学在这方面则是相通的，它们都是在左右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然而相对而言，我们的社会科学显然较西方的宗教神学要“唯物”并切合实际得多，其“人性”和“崇德向善”的意识形态显然较西方上帝的“神性”更对社会具有说服力。

根据马恩的人类起源论和进化论予以阐释，我们传统的“崇德向善”更加符合其“人性（劳动）”的意识形态，而西方由于人性与动物性不分，并崇信“丛林法则”，所以，由我们传统文明结合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管是与西方的宗教神学相比，还是与其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相比，显然都棋高一筹，它们显然处于不同的文明档次和进化阶段。

（四）、中西方文化之中的“文武之道”（基本矛盾+特殊矛盾）

中西方两种“形而上学”的本质含义不同，则导致其各自的文化也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所以，虽然中西方文化虽然表现出千姿百态，但其总根仍然维系于它们各自的文明，维系于它们各自的“形而上学”。

前言中曾提示过，我们中国自古就没有哲学，所以我们的文化发展就与西方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从而出现了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之分，在科学中也出现了本质学与现象学之别，并结出了不同的文明之果，通过我们中华的“文武之道”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根脉与枝叶都不同。

“基本矛盾+特殊矛盾”理论结构，它属于对自然与社会认知的一种基本概括和高度凝练，也属于其对本质矛盾运动的一种基本概括和高度凝练，其既反映文明又反映文化，既反映根脉也反映枝叶，其中也反映意识形态，我们中华文化中的“文武之道”便属于其一种典型反映。正是由于其属于对自然与社会认知的基本概括和高度凝练，将其展开来便呈现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枝繁叶茂。

通过以上比较，中国传统的社会科学属于人文科学（认知并改造人类社会），而西方传统的社会科学则属于宗教神学，它们在看待人类社会的深度上显然存在着不同，并且其所形成的文化和智慧也存在着不同，西方许多人看不懂中国的深层原因，便属于其看不懂中华思维中的“基本矛盾+特殊矛盾”，更看不懂我们的人文科学和意识形态问题。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都贯穿着“文武之道”、“文经武纬”、“以文驭武”、“文治武功”理论与思维，我国的政治家们也一直都深通“文武之道”，而通过对其的现代化探究，这一问题便由“基本矛盾+特殊矛盾”更明确地反映了出来。

1、“文经武纬”的古代阐释。对此，不必要长篇大论，仅通过三个典型案例就可以将其阐释得清清楚楚。

（1）、《太极图》阐释的“文武之道”。请看我们最为熟悉的《太极图》，它对于我国的“文武之道”阐释得最为清晰，“阴阳”为文（即“道”），而“五行八卦”则为武，这是最为形象和直观的表达了。

同时它也清楚地阐明，文为基本矛盾，而武为特殊矛盾。如果抓不住基本矛盾，就等于抓不住文，这在目前中西方文化中体现得也非常清楚，下面还会予以进一步探讨。

（2）、古代兵书阐释的“文武之道”。《尉缭子》云：【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释义：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军事是现象，政治是本质。能弄清这二者的关系，就懂得胜败的道理了。）

通过这一释义，基本就将中国古代兵法和我国现在的政治与军事统一起来了。

（3）、我国社会科学中的“文武之道”。不管是《太极图》还是兵书所阐释的“文武之道”，它都在我国社会运动中得以潜移默化的运用，但对其的解释却又有时并不够明确，甚至出现一些混乱，比如“劳心”与“劳力”就含有“文与武”的意思。

从根本上来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并不应属于对立存在和运动的，而是互相依存的，因为在改造自然的运动中，从来都是脑力与体力并用，而且改革开放后我国已将科学技术划归“第一生产力”，从而充分调动了知识分子的劳动创造热情和积极性，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便脑力与体力劳动出现了社会分工，也不应该将其对立起来，所以，我国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阶级”划分都不够十分准确，都存在着一定的缺欠与不足，都需要马恩人类进化论予以补充完善。

事实上，以上两种情况所说明的属于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两大问题，思想（意识形态）属文，其属于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而（社会）行为则属武，其属于特殊矛盾和相对运动，它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多变，需要根据具体环境与自身条件而变迁，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实事求是”，前文《太极图的现代化解析》的补充部分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2、“文经武纬”的现代阐释。在我国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在强调政治挂帅，政治统领一切，应该说这是对于传统“文经武纬”的现代运用，并且“文”的意味更加浓厚。

在我国的建军原则中，也一直在强调党指挥枪，它属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属于我们党和军队由弱变强，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根本保证。

前几年网络中曾反映，美军最害怕中国军队的毛泽东思想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因为中国军队就是通过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起来的，其突出特色和基本底色就是文，它属于一支真正有文化的军队。

3、中西方“文武之道”的对比。如果我们说西方人“没文化”，他们可能不服气，但通过对比会发现，他们从信仰上帝到信仰哲学（其科学界以信仰哲学为主而神学为辅，而其社会则以信仰上帝为主而科学为辅），其文化的确不属于那种正儿八经的人文科学和人类文化。

就中西方智慧的深层而言，我们的中华文化因为是无神论，其本身就包含着“文武双全”的智慧，“文经武纬”或“以文驭武”等就将其解释得更加清楚了，而西方则就不同了，因为它们的基本矛盾是由宗教神学占位的，其在“文”或战略思维方面根本就派不上用场，上帝不会帮他们半点忙，通过下面的对比就会很明显地反映出来，显示出其思维浅薄，目光短视，重武轻文，重利轻义，这些不管是在其政治还是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意味鲜浓。

比如在中东，各国都在通过战争进行争夺，而我国则是运用文化与各国进行文明交流与沟通，着眼于各国人民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以赢取民心，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再比如，美国在世界上表现出来的是对他国的破坏能力，而我们中国则表现出的是建设能力，这更加直接反映出人性与动物性的显著区别。而在智慧上，美国也显然略逊一筹，比如在中美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问题上，它们认为中方答应多买其产品属于他们的胜利，而我国则顺势而为，趁势将手中的美元买成其实物，以免夜长梦多（美国的衰变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其股市暴跌就给出明确解释了）。所以，美国的一些举措，证明其只知道“术”，而搞不懂我们的“中华之道”，正如我国改开后大量接手其工业转移一样，他们的得意算计最终都落入了我们中国“阴阳”的套路之中。

还有这次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其在国际上赢得了一片好评，而美国一帮政客却由于意识形态作祟，在政治上大肆抹黑我国，从而激起了许多国家与政要的普遍谴责和批评，反而为我们中国加了分，并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力。

对待疫情也反映出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医药的做法是通过提高自身免疫力而自愈，中国气功就对其补充得更完善一些了，就是充分调动体内能量正常运动，并通过体内外能量交流而将病气排出体外，并不是非要消灭它，这与中国历史上将外来侵略者一次次赶出去而不赶尽杀绝的道理相通，也与“治疗”美国一直想颠覆我国政治企图的“疗法”是一致的，其理念就是“正邪”可以共存，但邪不能压正。而美国等西方文化则就不一样了，它是要在疫情中消灭病菌，在治疗癌症过程中也是杀死癌细胞，在国际政治中更是要唯我独尊而消灭敌对势力，所以才到处发动战争，为整个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目前中东人民就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美国等政要不要以为我们中国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它就有机可乘，不要以为我们糊涂而认不清它们这股“邪气或病气”，其实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早已对其产生了“抗体”，正在将它们所传播的“邪气与病气”排出体外。

由于我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国的“文”是实的和有根的，而西方的“文”则是虚的，比如在我国的各项建设中，文化（政治）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西方之“文”则就不同了，因为它属于虚无的宗教神学，无法应用。而其虚无之“文”也使其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记得2017年曾有一位黄皮白心的美籍华人在草根网反复卖弄英语：“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我借势就说美国军人在战场上就是这样祈祷的，并将其翻译成中文，“活着还是去见阎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同时给其举出在黑海俄罗斯军机向美国军舰模拟俯冲吓得30多名美国海军当场要求退役对其予以作证。虽然这里面掺杂些打闹的成分，但也反映出西方宗教文化在其军队意识形态中的影响和作用，并反映出西方军队“文与武”的关系，其战斗力可想而知，明显反衬出西方军队的“文武之道”与我们的人民军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五）、中共在力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属于我国一直在努力的一种方向，并一直在沿着这一方向向前推进。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加快了步伐，并提出了更为有效并切合实际的一系列举措，比如从中共和习近平力推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0到1”基础研究、“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再到最近大力推崇的中医药学，都对破除西方文化迷信并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具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从深层上来讲，这一系列指导和引领都主要属于“文”的方面，其都对西方哲学理论具有着“釜底抽薪”的特殊功效，比如“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这属于我们中华传统理论中独有的绝技和思维，其直接就能剥下西方哲学理论“皇帝的新装”，并将其唯心论本质彻底揭穿，因为其宗教神学和哲学无法生成基本矛盾。

严格来讲，“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较其“中国化”提法更深入了一步，因为它明显也在推动我们的本土理论研究，不然如何“本土化”？尤其是习近平对于我国一直难以杜绝的“本本主义”学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一般不批评人的），如【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和【学习不是背教条、背语录】等，都意味着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同时，这也为我们底层的研究扫清了思想障碍，从而可以大胆跟进。

所以，我国现在很需要加强本土理论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它不但关系到将马恩原理与西方哲学撇清关系这一问题，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更关系到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等一系列问题，希望大家深入领会中共的战略指导和方向引领，力争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加速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